那是一个1958年炎热的夏日，邓稼先归家的时间比平日晚了些许。

餐后，他独自坐在床榻上，陷入了沉思，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夜深人静之际，他猛地起身，向身边的妻子轻声吐出一句。

这句话，改写了二人命运。

等待开启，28年分离。

01

在这1953年至1958年的五年间，邓稼先与许鹿希共同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邓稼先在当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尽管薪酬并不丰厚，他却能不时在学术期刊上刊发论文，稿酬亦颇为丰盈。每当他领到稿费，便会兴冲冲地前往玩具店，为两个小孩选购各式玩具，如小自行车、木马等，家中因此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物。他孝顺至极，常携妻带子探望母亲，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1954年10月，我的女儿邓志典降临人间，而她的弟弟邓志平则于1956年11月加入了我们这个温馨的家庭。这两个小家伙对爸爸尤为依恋，每当邓稼先下班归来，孩子们便簇拥在他的周围。到了周末，邓稼先便会骑上自行车，前座载着女儿，后座则坐着儿子，在邻近的公园里尽情骑行。他驾驭着自行车疾驰，孩子们被风儿吹得小脸通红，忍不住咳嗽起来，而许鹿希则在一旁微笑着，目送着他们欢快的身影。

日暮时分，邓稼先便会骑上自行车，前往车站迎候许鹿希结束一天的工作。昔日，北京的西北隅尚铺陈着广袤的稻田，空气中弥漫着稻香四溢，夜晚时分，青蛙的鸣叫声此起彼伏，萤火虫在夜幕中闪烁着微光。我们俩骑着自行车悠然归家，一路上谈论着白日里的工作琐事，分享孩子的逗趣趣闻，那份生活显得格外安稳而充实。

许鹿希偶尔也会心生感慨，觉得此生若能如此平淡度过，亦是足矣。然而，她未曾料想，那宁静的生活竟如薄雾般消散无踪。

02

1958年8月的一个午后，我国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所长钱三强，与邓稼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钱三强向邓稼先透露了国家决定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并诚挚地征询了他的看法。

"邓先生，我国即将有一项重大行动，特邀请您加入这一项目，您的意见如何？"

邓稼先即刻洞察，这“大炮仗”实为原子弹。他未加迟疑，便欣然应允。组织之所以挑选他，正是看重了他扎实的核物理专业功底、卓越的外语水平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那晚，邓稼先归家的时间比平日推迟了许多。晚餐过后，他并未如往日那般陪伴孩子嬉戏，而是静静地坐在床榻之上，陷入沉思，目光牢牢地锁定在窗外的皎洁月光。许鹿希将孩子安抚入睡，关切地询问他心中所思。

邓稼先说：“我要换工作了。”

许鹿希内心一震，迅速询问调动至何地。邓稼先却婉拒透露。她再问具体任务，邓稼先依旧以保密为由。许鹿希焦急万分，于是恳求至少留下一个通讯地址，以便写信联系。然而，邓稼先遗憾地摇头，表示无法进行书信往来。

"以后指望你了。"邓稼先稍作停顿，继而又言：“我愿将余生奉献于即将投身的事业。若能圆满完成，此生便足以显得意义非凡；即便为此献身，亦无悔无憾。”

许鹿希听闻此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她不再追问，因为她深知，唯有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事宜，方能令邓稼先说出如此话语。那一晚，两人均未能安睡。

03

邓稼先离世之后，许鹿希方始领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何其沉重。

那一年，她已年满三十，肩负着照料邓稼先年迈的祖父母（两位均患有肺疾）的重任，同时还要兼顾双方的父母，此外，还要抚养两个尚且顽皮无知的孩子。女儿年仅四岁，而儿子尚不足两岁，他们尚且无法理解父亲的去向。许鹿希本人仍在北京医科大学授课，从事解剖学的研究工作，其工作量亦颇为繁重。

外界的闲言碎语更令人难受。鉴于工作涉及保密性质，邓稼先鲜少归家，即便偶尔露面，也是行色匆匆，寡言少语。周围的邻居对此颇感好奇，有的甚至认为邓稼先似乎心有旁骛，不愿与人交往。更有甚者，猜测他们或许已经分道扬镳，否则怎会有如此疏离的表现？

许鹿希社交变得稀疏。为确保万无一失，她自觉降低了与旁人的亲密互动。不料，此举反令他人愈发疑虑，认为邓家隐藏着什么问题。

两个孩童亦难免遭受委屈。旁人家中的父亲每逢周末都会携子女外出游玩，然而，邓志典与邓志平的父亲终年难得一见，更别提陪伴他们度过愉快的时光了。有时，孩子们会好奇地问道：“妈妈/爸爸，是不是不再爱我们了？”每当提及此言，许鹿希的心便如被利刃所刺，剧痛不已。然而，她只能紧拥着孩子，泪水涟涟，却无言以对。

实际上，邓稼先当时已在京城工作，家与他的办公地点仅相距一站路程。“我来探访亲友，误乘了站点。”话音刚落，公交车驶至，他立刻登车离去。许鹿希当时并未深思，未曾意识到那正是邓稼先的工作地点。

04

1959年6月，苏联骤然撤回了所有专家，并带走了所有技术资料与图纸。赫鲁晓夫更是放言，若无我国援助，即便经过二十载的努力，亦难以研制出原子弹。

邓稼先及其团队在计算原子弹相关数据时，唯有依靠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一传统工具。那款手摇式计算机实质上是一台机械装置，用户需将数字输入其中，然后通过手动摇动来获取结果。进行一项复杂的计算可能需要数小时之久，完成一次计算后，还需再次计算以进行验证。更令人头疼的是，苏联专家在离开前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参数。为了验证这一参数的正确性，邓稼先及其团队投入了九个月的时间进行计算，期间反复验算达九次之多。

邓稼先常失眠。每回归家，许鹿希不禁察觉到他的模样发生了显著变化，显得异常沉郁，仿佛背负着难以言说的重负。他常常坐在床沿，背倚着堆叠的被子，双手托着下巴，目光迷失地望向远方，似乎在沉思。即便身旁的两个孩子嬉戏打闹，他似乎也浑然不觉。

那一晚，许鹿希留意到邓稼先的音乐品味有了微妙的变化。往昔，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是他钟爱的曲目，然而，那日他却换作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那震撼人心的旋律如潮水般从唱机中涌出。许鹿希当时并未明了其意，直至多年后，她方才领悟，在那个时段，邓稼先及其团队正悄然确立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核心战略方向。

05

1964年10月16日的午后三点，新疆罗布泊上空爆发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朵硕大的蘑菇云随即腾空升腾。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那日晚间，北京城内人潮涌动，街头巷尾充斥着各式车辆，车上悬挂着引人注目的号外，民众争相围观。许德珩（许鹿希之父）手握报纸喜不自胜，恰逢严济慈到来。他好奇地询问：“究竟是谁有能力研制出我国的原子弹？”严济慈闻言，不禁开怀大笑，回应道：“这问题还用问吗？去找你那位女婿吧。”

许鹿希正身处北京医科大学的实验室中，进行着紧张的实验。突然，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她却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声响一无所知。待父亲的话语落下，她的心中虽有一丝模糊的预感，但终究未开口询问。

正当全国上下沉浸在喜悦的庆祝氛围中，邓家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邓稼先的母亲病势沉重，实则早在原子弹试爆之前便已身患重疾。然而，那时任务正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邓稼先不得不坚守岗位。随着原子弹试验的成功，组织上即刻作出安排，将他紧急召回北京。

邓稼先急匆匆地从试验基地返回北京，随即被送往医院。然而，当他终于抵达病房时，母亲已经无法开口说话。邓稼先俯身病榻之侧，用力紧握母亲的手指，母亲的掌心轻轻一颤，那便是她最后的道别。

母亲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曾完全明了，儿子这些年来所投身的是一项何等震撼人心的伟业。邓稼先内心的苦楚，言语难以尽述。多年来，他未能尽孝于母，甚至险些未能与母亲最后一面。

06

在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之际，邓稼先随即全身心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之中。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引爆了首颗氢弹，实现了从原子弹向氢弹的跨越，整个过程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这一成就，堪称全球发展速度之最。

邓稼先与许鹿希见面机会渐少。往往终年难得一见，即便偶逢面缘，亦只得匆忙交谈数语后便须离去。随着两个孩子的渐渐成长，从无知到领悟，这一转变耗费了漫长的岁月。

1971年盛夏，杨振宁踏上了归国的土地，他的心中涌动着对故友邓稼先的深切思念。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邓稼先得以从遥远的西北基地紧急返回北京，与家人得以享受难得的片刻相聚。在那次会面中，许鹿希不禁感慨万分，发现邓稼先的容颜已显得苍老，一头黑发已然白了大半。

28年悄然流逝。许鹿希，自当年风华正茂的三十岁少女，已然步入了58岁不惑的中年。她的两个孩子已长大成人，女儿远赴美国深造，而儿子则在国内职场拼搏。邓稼先先生全程参与了我国45次核试验的至关重要的任务，其中15次更是亲临罗布泊前线，亲自指挥现场工作。

07

1979年核试验意外。

核弹高空坠落未爆。局势紧急万分，刻不容缓地需寻回核弹碎片，以便深入分析事故原因。依照常规流程，待辐射水平降低后方可进入现场进行勘查。然而，邓稼先却心急如焚，他迫切渴望立即知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现场青年们纷纷跃跃欲试，邓稼先却果断地伸出双手，将他们一一拦下。你们太年轻，不行！言罢，他毅然决然地独自一人深入险境，亲手搜寻并找到了至关重要的核弹碎片。

正是这一遭遇，使邓稼先的身体健康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侵袭。许鹿希在晚年回忆中透露，实际上早在1973年，她便对邓稼先进行了身体检查，发现其生化指标异常，数值偏高。当时并未明了其背后的原因，直至后来方才恍然大悟，这是核辐射伤害的早期迹象。邓稼先本人心知肚明，但他始终对家人隐瞒了这一秘密。

在1985年7月31日这一日，邓稼先先生不幸被确诊患有晚期直肠癌。经过医生的确诊，此病情与他长期接触核辐射存在直接关联。为此，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安排，将他送回北京，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一医院（以下简称301医院）接受治疗。

听闻此讯，许鹿希顿时陷入一片茫然。她盼了整整28年，终于盼到丈夫有望归来，却不想迎来的却是晚期癌症的噩耗。

08

自1985年7月31日至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301医院与世长辞前的最后363个日夜。

这一年，成为了许鹿希与邓稼先自结婚33载以来，得以日夜相伴的最长久时光。

然而，在这一年中，邓稼先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在病榻上度过，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不断经历着手术的考验。

许鹿希日复一日地守护在病房，寸步不离。身为医者，她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丈夫的病情已无回天之力，然而她依旧想方设法减轻他的痛苦。鉴于医生禁止邓稼先过度劳累，许鹿希便在医生查房后，悄然将他的工作资料整理妥当，以便在他体力允许时，能得以翻阅。

邓稼先忍辱负重，与于敏等同志并肩作战，即便身患重病，依然在病榻之上完成了《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的撰写。“希希，这份文件的重要性，胜过你的生命。”许鹿希肃然点头，语气坚定：“我明白。”

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不约而同地发表了题为《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特稿。此举系中央军委特别批准，旨在揭开邓稼先先生长达28年的低调隐秘生涯，以纪念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消息传出后，众多老友接连来电，开场白往往是：“许鹿希，邓稼先是否安好？”众人皆以为，这便是悼念之文。许鹿希紧握报纸，泪水潸然，她深知，与亲人告别之时，已然临近在即。

09

1986年7月29日的午后1时50分，邓稼先因突发全身性大出血，经全力抢救终告无效，于许鹿希的怀中平静地走完了人生旅程，享年62载。

在生命走到尽头之际，他凝视着妻子的眼眸，留下了深情的遗言：“若真有来世，我仍将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片土地，选择投身核事业，亦选择与你相伴。”

邓志典的女儿匆匆从美国返国，抵达病榻前，她悲痛欲绝，声泪俱下。邓稼先在生命垂危之际，用尽余力轻抚女儿的秀发，同时，热泪也顺着他的眼角缓缓流下。对于这个家庭，他感到自己亏欠了太多，太多。

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反复叮嘱：后事务必从简，切勿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亦不组织追悼会，以免给组织带来任何不便。他言道：请将我的骨灰撒于母亲的墓畔。她为我倾尽所有，而我对她的陪伴却始终不足。

史实来源：

许鹿希访谈及回忆文

《邓稼先传》（人民出）

《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史》等权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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