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涉及宗教历史与人文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

“中国人凭什么参加国际会议？他们根本没资格！”

1954 年 4 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怒吼，回荡在华盛顿国务院的会议室里。

更诡异的是，加拿大代表台上痛骂中国，台下却偷偷向中方道歉。

这一切，都被周恩来看在眼里。

5 月 1 日，朝鲜问题辩论进入白热化，杜勒斯突然抛出一个狠招，周恩来却笑了……

1954 年的春天，朝鲜半岛的枪炮声虽已停歇近一年，但亚洲大陆的另一端，印度支那半岛的战火却烧得愈发猛烈。

此时法国在这片殖民地上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当地反抗力量的攻势接连打破法军的防御，整个东南亚的地缘格局正悄然发生巨变。

3 月 12 日越南人民军对法军驻守的奠边府发起总攻前，法国驻印度支那总司令纳瓦尔还在给巴黎发报，声称 “奠边府防线固若金汤，可抵御任何进攻”。

但仅仅一天后，3 月 13 日凌晨，越南军队的炮火就覆盖了法军的核心阵地，双方在铁丝网和战壕间展开拉锯。

到5 月 7 日战役结束时，法军 1.62 万兵力中，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全部被俘或阵亡，这是法国自拿破仑战争后对外作战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消息传到巴黎时，法国国民议会正在就印度支那军费预算进行投票。

当战报被宣读后，议会现场陷入混乱，反对党议员当场高喊“政府下台”。

总理拉尼埃当天下午就在总理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参会的12 名内阁成员中，有 7 人明确提出应立即停止战争。

拉尼埃用手指敲着桌面说：“现在不是讨论是否停战，而是如何体面地退出。如果再增兵，国内的罢工和抗议将让政府垮台。”

法国内政部长比内补充道：“上周我们收到的民意调查显示，72% 的法国人反对继续在印度支那作战，北部工业区已经出现工人因反对征兵而举行的罢工。”

最终内阁达成共识：接受苏联此前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的提议，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同一时间，华盛顿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与国务卿杜勒斯、国防部长威尔逊召开会议。

杜勒斯拿着刚收到的奠边府战报说：“法国的失败已成定局，我们必须阻止印度支那落入‘红色阵营’。如果越南、老挝、柬埔寨都倒向社会主义，接下来泰国、缅甸甚至马来西亚都可能被影响，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威尔逊立即表示：“军方已经制定了三套干预方案，包括派空军支援法军，甚至派遣地面部队，但需要国会授权。”

艾森豪威尔却摇了摇头：“朝鲜战争的教训还在眼前，美国民众不会支持再打一场亚洲战争。我们可以给法国提供武器和资金，但不能直接出兵。”

他转向杜勒斯：“外交上，你要主导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绝不能让中国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

4 月 10 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带着莫洛托夫的亲笔信抵达北京，正式邀请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当天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开会。

尤金在会上宣读信件内容：“会议将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苏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会，否则会议无法解决亚洲的和平问题。”

周恩来接过信件仔细阅读后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意义重大。美国虽然同意我们参会，但肯定会在会议上给我们设置障碍，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

毛主席点头表示：“去，一定要去。我们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让世界知道新中国的立场，让更多国家了解我们不是‘好战分子’，而是和平的维护者。”

4 月 15 日中国政府正式复电苏联，确认参会。

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丘吉尔当天就召见了外交大臣艾登。

丘吉尔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雪茄说：“中国人参会是必然的，他们在朝鲜战争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现在关键是，我们不能跟着美国走极端，英国在马来亚有巨大利益，一旦印度支那战火蔓延，马来亚的局势也会不稳。”

艾登补充道：“我们已经和法国接触过，他们希望会议能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中国方面，根据我们驻北京的代办处报告，周恩来是个务实的谈判者，他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就展现出了灵活的策略，我们可以和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寻求共识。”

丘吉尔最后说：“会议上，英国要保持中立姿态，既不疏远美国，也不激怒中国。”

4 月 20 日日内瓦会议定于 4 月 26 日开幕的消息通过路透社、美联社等通讯社传遍全球。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称：“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东西方阵营首次在亚洲问题上进行全面对话，而中国的参会，标志着这个新生国家开始走进国际外交舞台的中心。”

《泰晤士报》则担忧：“美国与中国的对立可能让会议陷入僵局，亚洲的和平取决于双方能否做出让步。”

4 月 22 日美国国务院召开会议，杜勒斯向参会的外交官们下达了一条特殊指令：“在日内瓦，任何美国代表团成员都不得与中国代表团成员进行非正式接触，包括握手、微笑等礼节性互动。我们要让中国知道，美国不会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也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妥协。”

副国务卿史密斯提出疑问：“如果在会议休息时偶遇，该如何应对？”

杜勒斯坚定地说：“转身离开，或者假装没看见。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美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松动。”

4 月 24 日上午 10 时中国代表团乘坐的苏联专机从北京起飞，经停莫斯科后于当天下午 3 时抵达日内瓦宽特兰机场。

此时机场已经聚集了200 多名记者，他们举着相机和话筒，围在停机坪边缘。

当机身印有五星红旗的专机降落时，记者们立刻拥了上去。

舱门打开后周恩来身着深灰色中山装，外披一件黑色大衣，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稳步走下舷梯。

他身后跟着代表团成员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人，每个人都手持公文包，步伐整齐。

一名瑞士记者率先喊道：“周总理，中国对印度支那问题有什么具体立场？”

周恩来停下脚步，微笑着说：“中国代表团是为和平而来的。我们认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干涉他国内政。会议期间我们会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推动问题的和平解决。”

另一名美国记者追问：“美国认为中国在支持越南的‘侵略行为’，你对此有何回应？”

周恩来严肃地说：“首先，越南人民的斗争是反抗殖民统治的正义之战，不是‘侵略’。其次，美国向法国提供武器，才是在加剧地区冲突。我们希望美国能放弃对抗思维，与各国一道推动和平。”

简短的回答结束后，周恩来在代表团成员的陪同下，登上了前往驻地的汽车。

而此时美国代表团驻地，日内瓦湖畔的一家酒店里，杜勒斯正通过电视新闻看着这一幕，他对身边的助手说：“这个周恩来很会说话，我们必须小心应对。”

中国代表团的驻地选在离会议大厦15 公里的万花岭别墅，这里背靠阿尔卑斯山，前临莱蒙湖，环境幽静。

当天晚上周恩来就组织代表团成员召开会议，研究会议策略。

李克农首先汇报：“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美国已经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 15 个国家，准备在朝鲜问题上提出‘联合国监督选举’的方案，试图将联合国拉进来，孤立我们和朝鲜。”

王稼祥接着说：“印度支那问题上，法国希望尽快停火，但又不想放弃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英国则担心战火蔓延到东南亚，影响其殖民地；美国则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各国的诉求不同，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分歧。”

周恩来坐在桌前，手指在地图上的印度支那地区划过：“我们的策略是，在朝鲜问题上坚持原则，揭露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灵活机动，争取多数国家的支持。明天会议开幕，朝鲜代表先发言，我们要在后续发言中呼应他们的合理建议，同时提出我们的具体方案。”

4 月 26 日上午 9 时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

会议大厅里，各国代表团按照英文字母顺序就座，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在第一排左侧，与苏联代表团相邻，美国代表团则在第二排右侧。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作为会议主席，首先宣布会议议程：“本次会议将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现在，先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发言。”

南日走上发言台，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朝鲜半岛自 1945 年被分裂以来，人民一直渴望统一。我们提出三项建议：第一，在三个月内，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第二，由朝鲜南北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组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第三，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加入联合国。”

南日发言结束后，韩国代表卞荣泰立即站起来反驳：“朝鲜的建议忽视了大韩民国的合法性，选举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否则就是‘独裁选举’。”

4 月 28 日杜勒斯代表美国发言，他一上来就指责苏联：“1945 年苏联违反协议，在北朝鲜建立‘傀儡政权’，导致半岛分裂。美国在朝鲜的驻军是为了维护地区稳定，而不是侵略。我们支持韩国提出的‘联合国监督选举’方案，反对任何绕过联合国的解决方案。”

发言过程中杜勒斯多次看向中国代表团的方向，语气充满挑衅。

发言结束后他没有停留，直接离开了会场，留下史密斯负责后续会议。

轮到周恩来发言时，整个大厅顿时安静下来。

周恩来走上发言台，首先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组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来，粮食产量从 1949 年的 1.13 亿吨增加到 1953 年的 1.66 亿吨，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2 倍多。这说明，中国人民在和平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维护世界和平。”

接着他话锋一转：“杜勒斯先生刚才的发言，完全违背了事实。首先，朝鲜半岛的分裂是美国和苏联分区占领的结果，不是单方面造成的。其次，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已经成为美国的‘战争工具’，由它来监督选举，根本不可能公平。”

周恩来提高声音说：“中国建议，由朝鲜南北双方、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国家组成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负责组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选举的时间、方式由朝鲜人民自己决定，任何外国都不能干涉。同时，所有外国军队应在选举前撤出朝鲜半岛，为统一创造条件。”

发言结束后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苏联、朝鲜代表团成员纷纷站起来鼓掌，就连英国、法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也点头表示赞同。

史密斯立刻给杜勒斯发去电报：“周恩来的发言很有说服力，不少国家代表对他的建议表示感兴趣。我们之前的策略可能需要调整，否则会陷入被动。”

杜勒斯收到电报后，立即召集美国代表团核心成员开会，他愤怒地说：“我们低估了周恩来的影响力，必须尽快拿出应对方案。明天让加拿大代表先发言，反对中国的建议，然后我们再联合其他国家提出新的方案。”

4 月 29 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加拿大代表麦克唐纳按照美国的安排，首先发言：“中国提出的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方案不切实际，联合国才是唯一有资格监督选举的国际组织。我们支持美国和韩国的立场，反对任何绕过联合国的方案。”

但在会议休息时，麦克唐纳却悄悄走到中国代表团成员王炳南身边，压低声音说：“周总理的建议其实很合理，但是加拿大作为北约成员国，必须跟随美国的立场。我个人认为，朝鲜人民应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希望你们能理解。”

王炳南回答：“我们理解你的处境，但也希望加拿大能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符合各国的利益。”

休息结束后，麦克唐纳回到会场，再次发言时，却又按照美国的口径，指责中国“干涉朝鲜内政”。

散会后他再次找到王炳南，握着他的手说：“请原谅我在会上的发言，我也是身不由己。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

这一幕被周恩来看在眼里，他对身边的乔冠华说：“你看，美国的联盟不是铁板一块，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立场，就能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5 月 1 日会议进入朝鲜问题的关键辩论阶段。

当天上午周恩来再次发言指出……

“美国提出的‘联合国监督选举’方案，本质上是想继续干涉朝鲜内政，将朝鲜问题国际化，以达到其长期控制朝鲜半岛的目的。但朝鲜问题是朝鲜人民自己的事情，应该由朝鲜人民自主决定。”

周恩来的发言逻辑清晰，有理有据，让美国代表团一时难以反驳。

杜勒斯坐在座位上，脸色阴沉，他没想到周恩来会如此强硬地回击。

就在这时杜勒斯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道：“中国无权在朝鲜问题上指手画脚，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行为是侵略行为，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杜勒斯的这一狠招，让整个会场顿时哗然。

然而周恩来却不慌不忙，他微笑着看着杜勒斯，然后缓缓说道：“杜勒斯先生，我想你是忘记了历史。朝鲜战争是美国发动的，是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才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和平而战，怎么能说是侵略呢？”

周恩来接着说：“而且，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始终遵守国际法，尊重朝鲜人民的意愿，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美国的侵略。我们为朝鲜的独立和自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周恩来的话赢得了在场许多国家代表的认同，会场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

杜勒斯没想到周恩来会如此有力地反驳他，他的脸涨得通红，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此时周恩来乘胜追击，继续说道：“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一直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口口声声说要维护朝鲜的和平与稳定，但另一方面，美国却不断地向韩国提供武器，加强军事部署，这不是在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吗？”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正视现实，放弃其霸权主义的做法，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周恩来最后说道。

杜勒斯听着周恩来的发言，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无奈。

他知道自己在这场辩论中已经处于劣势，无法再继续反驳周恩来。

于是他只好坐下，不再说话。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朝鲜问题的辩论陷入了僵局。

美国及其盟友坚持“联合国监督选举” 的方案，而中国、苏联和朝鲜则坚决反对。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然而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焦虑。

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急躁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冷静地分析形势，寻找突破口。

于是他开始频繁地与各国代表团进行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诉求，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打破僵局。

周恩来首先找到了英国代表团。

他知道英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英国在亚洲有着广泛的殖民地，它不希望朝鲜半岛的局势过于紧张，影响到其在亚洲的利益。

于是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会谈。

在会谈中周恩来向艾登分析了朝鲜问题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美国的做法只会让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复杂和危险。

他希望英国能够发挥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劝说美国放弃其不合理的要求，与各国共同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艾登对周恩来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说：“英国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战争的再次爆发。但是，英国与美国有着紧密的联盟关系，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也需要考虑美国的立场。”

周恩来理解艾登的处境，他说：“我知道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密切，但是我相信，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有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在朝鲜问题上，英国应该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做出正确的选择。”

经过一番交谈，艾登表示，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向美国表达英国的立场，劝说美国重新考虑其在朝鲜问题上的策略。

接着周恩来又与法国代表团进行了接触。

法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周恩来希望能够通过法国，来影响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

周恩来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周恩来向孟戴斯・弗朗斯介绍了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和方案，指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与朝鲜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朝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影响到整个亚洲的局势，进而影响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

孟戴斯・弗朗斯对周恩来的话表示赞同，他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局势已经非常严峻，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日内瓦会议，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在朝鲜问题上，法国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避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表示，中国愿意与法国共同合作，推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

他希望法国能够在会议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与中国一道，劝说美国放弃其强硬的立场，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

孟戴斯・弗朗斯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他表示会在会议上积极与中国合作，为推动朝鲜问题的解决做出努力。

通过与英国、法国等国家代表团的接触，周恩来逐渐找到了打破僵局的希望。

他知道美国的联盟并不是铁板一块，各国在朝鲜问题上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只要能够抓住这些利益点，就能够争取到更多国家的支持。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没有忽视与朝鲜和苏联代表团的沟通与协调。

他与朝鲜外务相南日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商讨应对美国的策略。

在朝鲜问题的辩论持续进行的同时，日内瓦会议也开始了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

5 月 8 日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正式召开。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美国企图延长乃至扩大战争，而法国则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体面地退出印度支那。

英国、中国和苏联等国家则希望能够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与稳定。

周恩来在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提出了“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的基本原则，主张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反对外国干涉。

周恩来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但是美国却对此表示反对，美国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试图阻止会议达成协议。

面对美国的阻挠，周恩来并没有退缩。

他与苏联、法国等国家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会谈，协调各方的立场，寻求共同点。

同时他也积极地与印度支那各国代表团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

在会谈中周恩来发现，法国虽然希望停火，但又担心越南人民军在停火后会进一步扩大势力，威胁到其在印度支那的经济利益。

而越南则希望能够实现完全的独立和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越南人民军在停火后进行适当的集结，法国军队逐步撤出印度支那，同时国际社会对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进行保障。

周恩来的这一方案，既考虑了法国的利益，又满足了越南人民的愿望，得到了法国和越南的认可。

但是美国却仍然不愿意接受这一方案，美国代表在会议上继续进行阻挠。

面对美国的顽固态度，周恩来决定采取更加坚决的措施。

他在会议上公开批评美国的做法，指出美国是在破坏日内瓦会议的进程，是在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

周恩来的批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多国家代表纷纷对美国的做法表示不满，美国在国际社会上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有所收敛。

杜勒斯开始重新考虑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策略。

他知道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将会失去更多的支持，甚至可能会导致会议的失败。

于是杜勒斯开始与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试图寻求一种妥协的方案。

周恩来抓住这一机会，与杜勒斯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会谈。

在会谈中周恩来向杜勒斯分析了印度支那问题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美国如果继续干涉印度支那事务，将会陷入一场无底洞的战争，对美国的利益也将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希望美国能够放弃其霸权主义的做法，与各国共同推动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

杜勒斯听了周恩来的分析，心中也有所触动。

他知道周恩来所说的都是事实，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已经陷入了困境。

于是他表示，美国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协，但希望中国也能够做出相应的让步。

周恩来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愿意与美国进行合作，但美国必须要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主权和独立，不能再进行干涉。

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些共识。

美国同意不再坚持一些苛刻的条件，中国也表示会在一些问题上做出适当的让步。

在中美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取得了重大进展。

7 月 21 日会议达成了法国撤军和集结区划线的协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通过，标志着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

这是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周恩来外交智慧的体现。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不仅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广交朋友。

他与许多国家的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达成了中英两国互派外交代表、设立办事处的协议，中英建立了半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取得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成果。

周恩来还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了多次会谈，加深了中法之间的相互认知。

他接受了孟戴斯・弗朗斯的邀请，对法国进行了访问，进一步推动了中法关系的发展。

此外，周恩来还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保持着密切联系，加深了中印友谊。

他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多次会谈，协调了中苏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立场，加强了中苏之间的合作。

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还访问了印度、缅甸。

在访问印度时，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了会谈，双方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得到了印度的高度认可和支持。

随后周恩来在访问缅甸时，也与缅甸总理吴努共同发表声明，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为新中国的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它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胜利回国。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的出色表现，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的实力和担当，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卓越表现，也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以其坚定的原则性、灵活的策略性和高超的外交技巧，赢得了各国代表的尊重和赞誉，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日内瓦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对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周恩来同志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表现非常出色，他展现了新中国的大国风范，为国家争了光。”

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这是我们整个代表团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让中国更加坚定了走和平外交道路的决心。

此后中国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