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工作失误

作者｜李德

译者｜马贵凡

在这部价值连城的文献《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21-1949）》中，我们得以一窥中国共产党从初创到成熟的辉煌历程。书中收录了众多亲历者的第一手口述，生动地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每一章节都蕴含着深刻的革命记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英勇奋斗的精神风貌。

【编者按】

1939年，李德回归苏联之时，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依照中共对其所提指控，对其进行了审查。同年8月26日，中共代表毛泽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了关于李德的书面报告。昨日，本号已对该报告进行了转发，详情可见《毛泽民述：共产国际对博古、李德错误决策的检讨报告》。同年9月22日，李德本人亦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自查性质的书面报告，即本文所指的文件。这两份文件目前存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本译文最早发表在《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2期，原文的标题为《有关李德的两份重要档案文件》。文中斜体字部分为原文编辑所加的注释。

在此，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我在中国工作期间所犯错误的汇报。同时，我认为有必要对导致我犯下这些错误的特定背景进行阐述。鉴于资料的不完备，我难以详尽地回忆所有细节，但我将竭尽所能，提供尽可能精确的描述，并对报告内容的准确性负全责。

我的错误发生在：

一、在蒋介石对赣闽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攻势之际，此阶段始于1933年秋季，持续至1934年秋季。

二、在中共中央红军（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着手筹备第一阶段的长征——即1934年秋季至1935年初期的那次长征——的过程中。

三、1936年伊始，陕北地区便围绕红军的战略行动计划展开了热烈的深入讨论。

我的失误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红军的战略部署、战术实施及其军事领导权的掌控上，这些失误无疑都属于军事工作的范畴。然而，我深刻意识到，这些失误并非单纯的技术性错误。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1月8日召开的扩大会议决议中指出的那样：“这些错误相对于党的整体政治路线来说，仅仅是局部的偏差。”（即《中共中央关于抵御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性决议》）。这种看法源自对当时中国局势的右倾机会主义误判。

一、五次“围剿”失误

（一）在那个金黄的1933年秋季，当我踏入中央苏区的辽阔土地，遭遇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景象。

（1）在战场的最前沿，蒋介石依据新制定的作战计划，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该计划在战略上，致力于通过全面封锁和逐步缩小苏区面积，从而逐步削弱我军的战斗力。在战术层面，则显现为依靠坚固的防御工事，稳步向前推进。鉴于红军在福建地区（与十九路军一同参与夏季战役）的逗留，蒋介石得以顺利占领并巩固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首府。黎川。

（2）1932年，红军领导层内部爆发了一场意见分歧，红军的行动因此受到批评（似乎是在宁都会议期间）。自此，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核心领导层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毛泽东同志们往往较少涉猎军事领导领域。此重任在中共中央的框架内，主要由博古同志负责，军队以干部为主。周恩来同志负责。

（二）我犯了两种错误。

（1）我遵循中共中央的指引，抵达了革命苏区。在上海的时光里，我与……博古鉴于与同志间的必要工作联络，我遂单方面保持了与他的联系。实际上，我肩负着掌控红军行动大权的重任，这已超出了我的职责边界。在客观层面，我实际上夺取了红军在过去一年中的指挥权。然而，在表面看来，我并未流露出任何显赫人物的派头。我反复强调，作为顾问，我既不掌握任何权力，亦不具备绝对的全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就顾问职能发布了一系列电报指示。（遗憾的是，相关文件未能找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中，明确指出顾问就军事问题提出的建议不具有强制性，最终的决策权仍掌握在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尽管我自认为是在中共中央的指引下开展工作，然而实际上，在涉及红军的每一个问题上，我都独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我率领红军进入贵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议均得到了充分的采纳。

此外，若干提议仅吸引少数同志参与讨论，主要议题包括：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们，这无疑引发了对集体领导原则的一定程度的背离。我直接参与指挥和司令部事务。我亲自执笔草拟了作战文件，但当时的我，因实战经验尚浅，这种做法显得颇为不妥。特别是在那个阶段，我对于承担此类任务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我对语言运用不够熟练，对决定中国红军战斗风格的关键要素也缺乏深入的理解。更合适的做法应当是潜心学习，而非贸然指导。

（2）为了坚守个人立场，我表现出了过于固执和强硬的态度，这一行为也确实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博古在众人的支持下，其他意见常遭压制，前线指挥官的建言亦往往被忽视。尤其是当——毛泽东同志和洛甫正当1933年岁末浒湾战役与1934年春广昌战役接连受挫之时，同志们对我展开了直率的指责。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并未进行自我检讨，而是坚决捍卫了自己的观点，坚信在五次“围剿”的新形势下，我们已无法再照搬红军过去的成功经验。由此观之，我们多数的工作方法和策略显得与时代脱节，充斥着错误。

（三）在红军历经五次“围剿”的时期，所采纳的战略战术以及我在红军中提出的相应策略，实际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偏差。回顾红军在五次“围剿”之前的战斗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技术装备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唯有采取灵活多变的进攻策略，才能有效地保卫苏区。此外，必须充分动员群众武装力量，对敌人实施牵制和扰乱，同时，主力部队应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对敌人意想不到的薄弱环节发起猛攻，通过决战取胜，从而击破敌人的围剿。在内线作战中，有时甚至需要暂时放弃部分土地，以诱使敌人深入，运用“捕鼠器”战术围歼敌人，进而实现苏区的收复和扩张。

这段珍贵的经历，我未曾给予应有的重视。彼时，我坚信经过五次“围剿”，局势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1933年12月至1934年夏日，包围圈已悄然形成。在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期间，继“福建事变”之后，面对敌军依托碉堡体系逐步推进的态势，我机械地将“一切为了前线”、“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政治口号直接转化为作战实践。我并未坚信敌人会放弃碉堡，亦未确信能在决战中将其主力全歼，因此逐渐形成了通过局部胜利来实现战略目标的策略。我方依靠自建堡垒，对敌实施分散兵力的短期突袭。然而，这种策略客观上使我方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性，使得全线陷入单纯的防御状态，受制于敌人的行动，形成了以堡垒为核心的作战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战斗变得毫无希望，对胜利的信心也随之消散。

（1）此理论倡导通过一连串的小规模胜利，逐步累积至战略层面的辉煌成果。这种策略明显摒弃了依赖速战速决的决战观念，然而却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错误。比如，博古同志所提出的“抵御敌人进攻”的策略，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对最终胜利缺乏坚定的信心；周恩来同志所提及的“国共两党兵力竞赛”，亦是对于局势的误判。毕竟，与我国相比，国民党拥有更为充裕的资源，而我方在政治上的优势并未转化为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因素，反而在漫长的持久战中逐渐被消磨殆尽。

（2）对于该理论的短暂尝试，其结果不尽如人意，责任理应由我一人承担。该战略的核心在于敌方从碉堡出击时进行突袭，然而实际效果微乎其微。这是因为敌方的侦察极为严密，一旦遭遇攻击，便会迅速撤退回碉堡。此类突击往往在追击阶段转变为对碉堡的盲目攻击。当此类突击难以彻底击败敌人时，它们逐渐演变为反击，战场的主要作战方式也随之从进攻转变为防御。

（3）堡垒战术。在战略部署上，我的策略是仅将必要的防御支撑点和区域布局于关键的战线上。我甚至对于过度的激进行动持反对态度，这一点在相关论述中已有体现。（或许可追溯至李德所著的《革命战争中的紧迫议题》），我对之持保守态度。弗雷德（即M.斯特恩，共产国际远东局驻沪军事代表）对于建议坚守赣江至抚河全线的方案，我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但需明确的是，在我个人的推动下，我们的防御体系已逐步增强。这使得在短期内，整个兵团——包括五军团的两个师、九军团的一个师以及若干独立师——已逐渐转型为守备力量，不再习惯于执行机动与灵活的战术。

（4）实施分散作战部署。考虑到采取短暂而猛烈的突击战术，部队普遍认为无需频繁调动主力。在多数场合，红军倾向于采取分兵作战的策略，将一军团或三军团作为主要的突击部队，而其他部队则作为辅助力量。然而，这种策略不止一次地错失了赢得决定性胜利的良机，即便是在客观条件有利的情况下亦然。

（5）依照那些不恰当的战略战术原则，我军在面临敌军挑衅时，频繁更换阵地，使得士兵们身心俱疲。敌军兵力总体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其数量是我军的九倍，他们在各条战线上轮番发起猛攻。而我军却处于被动防守状态，仅能进行所谓的“短促突击”，并在战事即将结束之际匆忙进入战斗状态。这种放弃主动权的策略，常常使我军行动迟缓，至少造成了重大损失，难以确保全面胜利的取得。

（6）这场充满绝望的战役，其根源在于一个错误的总体目标，该目标掩盖了我所主张并实施的策略失误所带来的挫败。显然，这已对坚持战斗的宗旨造成了扭曲。

这些失误，在我眼中，构成了1934年夏季五次“围剿”决战阶段的核心症结。正是这些失误，引发了红军战斗力的衰退，以及苏区广阔土地的失守，迫使苏区的整体状况恶化到红军主力不得不撤出的地步。这些情况反映出对敌情的评估过于乐观，对自身实力和能力估计不足，以及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信心不足。这些观念不仅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悖，而且与所有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基本原则相冲突。

（四）1934年伊始的“福建事变”标志着我在政治上的失误达到了转折点。在此之前，我主要致力于在敌人的外围区域开展运动战（即所谓的五次“围剿”的初期阶段）。然而，“福建事变”爆发后，这一错误趋势便失去了控制，愈发严重。（“福建事变”指1933年11月蔡廷锴、蒋光鼐和陈铭枢拥戴李济深为领袖，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兵力压迫下失败，此后蔡廷锴等人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在“福建事变”那段动荡时期，我深刻反思，意识到我犯下的主要过失，源自于我的踌躇与摇摆。那时，中共中央与上海局在对待事件的立场上出现了分歧。在军事策略上，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方案。一方面，一个方案由……弗雷德此议源于军事纪律之要求，强加于我，命令红军主力跨越赣江，向蒋介石的南昌大后方实施长距离的战略转移。另一方案，得到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赞同，亦为我所认同为正确决策，即派遣兵力支援闽北的十九路军。然而，这一计划未能如期实施，主要是因为犹豫不决，行动被延迟，而部队已于先前被派往闽中地区。

（五）相应地，在部队组建的进程中，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次要的失误：

（1）自1933年至1934年，随着对民众的广泛动员，中央苏区迅速汇聚了众多新生力量。这些力量主要用于新军的创建，涵盖了第三、十四、十五、二十二师以及其他多个师团。尽管部分指挥官源自老军团，如第一、三、五军团，但他们的战斗力仍显不足。新组建的部队及部分老部队的训练与加强，缺乏系统的规划和执行。这些失误主要集中在1933年，当时我尚未直接参与其中。我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例如扩大军事院校规模、建立教导团等措施，但自身也部分地陷入了改组和创建新部队的误区。特别是从1934年夏季起，新部队的组建和准备工作未能完全就绪，一度面临部队充实的问题。

（2）在军队的训练过程中，尤其是针对干部的培养，受到了错误战略战术理论的制约，导致训练质量出现下滑的趋势。尽管我在此领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并自认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对于这些错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些错误与整体上错误的领导方针紧密相连。

二、长征错误

1934年所经历的五次“围剿”中显现出的机会主义错误，同样在长征初期筹备阶段初露端倪。

首先，全力以赴保卫苏区，其次，执行战略疏散。然而，这一战略决策对于那些连续作战、尚未得到充分休憩的部队来说，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二）尽管我对最初的计划持有异议，并力主减少辎重携带量，然而实际效果仍旧不尽人意。这一状况反映出对远征本质的误解，误将其等同于一种常规的迁徙活动，未能充分预见到我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将遭遇的一系列全新挑战。

（三）依托于强大的后勤支持，加之对敌方行动的轻视，作战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后勤部队的掩护屏障。因而，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调动起来亦不灵便，致使队伍不止一次遭受敌方部队的袭击，士兵伤亡、通讯中断的情况屡见不鲜，损失惨重。

（四）考虑到远征的最终目标尚不明确，我方在尚未完全突破敌方防线（即尚未抵达贵州之前），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正面冲突，因此错过了在湘桂黔边境与敌军进行一场有利的战斗的机会。

正是由于这些失误，长征初期我们承受了巨大的损失，部队疲惫不堪，二、六军团未能按预定计划完成会师。

（五）远征的政治解读与决策流程。在1933年夏秋之际的战略安排以及远征计划的制定，均赢得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的一致赞同。若有人质疑未曾与其它领导机构充分沟通，那么对于肩负的责任，以及向民众阐释政策不足之处，我深感难以独自承担。

（六）在技术层面，我对远征筹备工作的细致入微与周密安排充满信心。此外，突破四道防线的战略布局也彰显了其实用性与可行性，我们顺利穿越这些防线的事实，无疑是最有力的佐证。

这些阐释，自然无法丝毫减弱我在那段时期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

三、中共战略失误

（一）1936年的曙光初现，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与第十五军团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自此，两支英勇的部队紧密相连，共同踏上了新的征程。毛泽东在同仁的指引下，我们倾力打造了一套战略蓝图，其核心目标便是争取到苏联的技术支持。

（2）红军的战略部署：旨在向北挺进，进而邻近外蒙古，并借此与苏联建立紧密的联系。

初始阶段，旨在巩固陕北地区，为渡过黄河做好充分准备；继之而来的是第二阶段，核心目标为彻底消灭敌对势力。阎锡山我军于陕西之地，构筑新的战略基地；继之，第三阶段，（或将挺进至绥远、察哈尔等地），着手向北方的征途迈进。

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在1936年1月10日与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东征战略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研究。）

（二）我对于基本目标和红军第三阶段的行动计划持有不同看法。在部队与中共中央启程向黄河进发的过程中，我向中共中央发送了一封私人信件，其中阐述了我的个人见解：

（1）鉴于需出动主力部队执行远征任务，保障和维系陕北地区的稳定实为不易，毕竟主力部队可能因敌对势力的行动而遭遇返程上的阻碍。

（2）鉴于肩负起构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重任，我军的核心任务已转变为深入中国内地积极行动，专注于打造这一统一战线，并全力剿灭那些叛逃的武装力量。

（3）若我方进军外蒙古，恐对苏联的和平立场造成损害。从客观视角分析，此举可能被视为挑衅，进而激发日本对蒙古的军事进攻。

综合考量，我建议鉴于战事已经全面展开，应将战场局限于山西地区，并取消第三阶段的具体规划。

（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的见解遭遇了不容置疑且广泛的反驳。与会者普遍认为，这不过是延续了过往的机会主义路线和战略，反映出了对苏区和红军实力的不信任，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过分评估，以及对苏联和平政策深意的误解。基于此，这一观点被认定为对中共中央的不当指责。

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最终结论后，我即刻坦承了自己的过错，并参照中共中央的讨论成果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幸运的是，这次失误并未造成实质性的不良后果，这得益于中共中央的及时干预和妥善处理。

在回顾我在中国所犯的过失时，我诚挚地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并考虑那些客观上促使我陷入这些错误的具体环境和背景。尽管如此，特殊环境放大了错误影响。。

（1）鉴于经验的匮乏以及对在中国承接的委托任务准备不足，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我犯下那些严重的投机主义错误的可能性。从1932年底抵达上海至1939年8月离开延安的这段时间里，我未曾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任何指令或通报，亦未曾与之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埃韦特同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派至上海的代表，他恪守原则，始终坚定地秉持不干涉我国军事事务的立场。弗雷德在那段1933至1934年的岁月里，他担任我的直接领导，然而，他却未曾伸出援手，反而频繁地构成我确立正确方针的障碍。

（2）未与中共抗争1934年，我与中共书记博古在同志间的协作过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始终秉持党的领导层的立场表达观点。每当党内局势发生变动，我总能坦诚地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懈地努力加以改正。至于1936年那次行动，它完全是中共中央内部做出的决策并付诸实践。

（3）数载岁月，我身处逆境，勤奋耕耘，尤其是在军校以及红军、八路军的教学实践中，致力于纠偏改正。同时，在党内，我坚定地支持中央的指导方针，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尤为突出的是，1935年，当中央军队在云南面临重重困境之时，我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国焘面对国家分裂的严重关头，我坚定地站在中共中央的旗帜下，为其所秉持的方针路线不懈拼搏。（所谓“云南危机”指的是1935年4月，红军经过云南省期间，那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三位领导成员组成的军事小组与林彪等人就军事和组织上的问题出现了分歧，这一分歧发生在1935年3月。）

热切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审慎考虑我的过失，并根据此作出恰当的结论，并对我的结论进行详尽的解释。

瓦格纳（李德）

【作者简介】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系德国慕尼黑人士，1900年出生，1974年逝世。一战爆发前，他即积极投身于左翼社会主义运动。1919年4月，李德投身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巷战，此经历使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26年，他不幸被捕，却于1928年成功逃脱，随后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1932年，学业有成后归国，李德被派往中国，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军事顾问。1933年9月，他抵达中央苏区，化名李德、华夫，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顾问。在此期间，他对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长征途中，1935年1月，李德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指责，此事件标志着他军事生涯的终结。抵达陕北后，李德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编委会主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等职。1939年夏天，他重返苏联。在苏联，他参与了卫国战争，并于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投身于马列主义研究所工作，担任列宁著作德文版的主编。1973年，李德出版了回忆录《中国纪事》，在书中为自己的过往错误进行了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