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作者：汪东兴

庐山案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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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前毖后

自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以来，尽管全党范围内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并相继召开了华北会议以及批陈整风汇报会，然而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提交的检讨书，实则流于形式，未能真正触及问题实质。如何引导广大干部，尤其是党政军高级干部深化对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斗争意义的理解，如何帮助犯错者认识并改正错误，真正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进而达到团结同志、克服党内分裂危险的目标，这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毛主席对此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

故此，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的日子里，毛主席踏足南方进行实地考察，旨在推动该问题的深入解决，从而巩固党内的团结。在南巡过程中，毛主席屡次提及庐山会议虽已过去近一年，然而庐山之事，依旧悬而未决。他沿途与各地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交谈，并展开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1971年8月15日，我们陪同毛主席乘坐专列自北京启程，次日的16日抵达湖北武昌。正值酷暑时节，被称为长江三大“火盆”之一的武汉三镇，其气温之高尤为显著。在武昌车站，毛主席亲自邀请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以及我进行交谈。转日，即17日，毛主席再度召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以及刘丰和我继续深入交流。谈话伊始，毛主席亲切地询问了刘丰关于湖北、河南的当地情况。刘丰汇报称，两地局势相对稳定，民心安定。然而，毛主席听后却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毛主席严肃地说：“如此笼统地评价也可以，但细细思量，这种说法不过是敷衍了事。在你们这里，有的地方尚在动荡之中，而有的地方则相对平静。”

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屡次企图分裂党，却均未能得逞。陈独秀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曾与81人组成“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但该组织不久后便瓦解，最终沦为托派。其中，有一位名叫刘仁静的人，比我年纪小，如今定居北京。他曾从莫斯科逃至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则是右派分子，他曾另立中央，试图分裂党，但同样未能成功。

教授罗敖阶，这位浏阳老乡，是否依旧在武汉任教？他拥有多个名字，其中一称罗敖阶。瞿秋白与李立三并非分裂党派，而是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在此次谈话中，毛主席还提及了井冈山时期的往事。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军第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而10月初，又在福建上杭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那时，毛主席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核心领导位置。在红四军的“七大”会议上，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同年8月，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重点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状况的汇报。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及军事部长。在听取汇报后，周恩来对陈毅表示：“你们为何如此对待毛泽东？应当支持他，他在根据地的举措是正确的。”基于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指导，陈毅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该信在周恩来审阅并同意后正式发出（即所谓的“九月来信”——作者注）。信中确认了毛泽东主席的系列正确方针，并明确指出“毛同志应继续担任前委书记”。陈毅将中央的意见带回根据地，并传达了这封信的内容（信件全文收录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卷的第473至490页。——作者注）。

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地区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此次会议历时三天，核心议题在于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并最终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此举成功扭转了毛泽东同志遭受排挤的困境。毛主席曾亲口对我言道，陈毅同志勇于正视并改正错误，敢于将中央的意见如实传达，他是一位胸怀坦荡的同志。尽管陈毅同志犯过错误，但他始终是一位优秀的同志。红四军的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我在赣东北方志敏同志领导的部队中任职，对这两次大会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因此，我曾就此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表示，他对这两次会议的细节也所知有限。然而，对于那段历史，毛主席却记忆犹新。

毛主席对我们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毛主席接着说：“继之，便是纠正李立三同志所秉持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随后，王明同志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他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重要讲话，公开展开论战。而在莫斯科，他却陷入了宗派之争的泥沼。”

毛主席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召开的，那时大家已经齐聚中央苏区。我身为政治局委员，却未能与会，反而被任命为苏维埃主席（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因红一方面军改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而被撤销。——作者注），不允许我在军队中履职，转而负责群众工作。多年来，我始终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今日回忆往昔，讲述党的历史以及个人经历，这还是我们首次听到如此坦诚的讲述。”

毛主席曾言，国民党军队对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是时，周总理亲自执掌反“围剿”的大局。关于此次反“围剿”的经过，叶剑英同志曾向我详细述说，我们取得胜利，正是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和军事战略。叶剑英同志当时与毛主席同行，对情况了解甚为透彻。值得一提的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该会议对毛泽东及其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不公正的批评与指责，会后，中共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召回后方，并再度撤销了他在1932年8月8日所重担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周恩来接任此职。——作者注）。此后，周恩来同志接替指挥红军进行反“围剿”斗争。

毛主席续言道：遵义会议，实则一场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旨在纠正王明所犯的错误路线。王明篡权达四年之久。中央由上海迁至中央苏区，人流络绎不绝。起初是周恩来，继之而来的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抵达中央苏区后，李维汉因早前担任组织局长而先行一步。随后，在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地区成功会师，然而张国焘却发动政变，另立伪中央。毛主席在谈及张国焘时，曾多次表示，若非张国焘逃离，或许还会授予他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毛主席继续说：在全国胜利之后，高岗、饶漱石曾企图夺取权力，建立反党联盟，但最终未能得逞。在回顾了党的历史之后，毛主席又将话题引向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同志，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只是过于急躁，问题不在于你们。你们是被误导了，真正的责任在北京。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高级将领，都随波逐流，犯了错误。他们已经进行了自我检查，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仍然可以继续工作。庐山会议的突然袭击和地下活动，是有预谋、有组织、有目的的。这是针对‘九大’路线的反对，旨在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事已高，即将离去，便急于夺取国家主席之位，意图分裂党，急于夺取权力。庐山会议实质上是两个指挥部的斗争。”

毛主席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未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可能改正，另一种则是可能无法改正。若犯了重大原则错误，或是路线、方向上的错误，那些领头的人，即便想要改正，难度也很大。历史上，陈独秀是否改正了？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是否改正了？他们都没有改正。”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这些人，我们应采取的教育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些人或许能够得到挽救，而有些人可能无法挽救。一旦犯错，就必须改正。以汪东兴同志为例，他曾在数千人面前多次反省自己的错误，他所接触的范围包括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涉及七千多人，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并不畏惧。毛主席提及我自我批评的事例，旨在说服那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的同志们认识到错误，并加以改正。”

毛主席续言：战事胜利后，我在朝鲜战争期间曾短暂负责军队事务，此后便不再涉足。朝鲜战争结束后，军委的工作主要由彭德怀同志负责。我曾向总理咨询意见，认为还是由他来掌管为宜。他在长征中始终与我们并肩作战，抗美援朝亦取得胜利，岂能不让他负责此事？处理一些事务又有何妨！当时，毛主席确实倾向于让彭德怀同志负责军委工作。

毛主席接着又说：“之后，林彪接管了军委事务，现在我要重新抓起军队的工作。”

毛泽东对刘丰表示：我坚信我军不会发生叛乱，军队下设师、团，以及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机关，你若想调动军队做坏事，他们会听从你的指挥吗？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会者包括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九十九位负责人。——作者注）是不够的，应该召开军长、政委以及地方上相当于军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明白。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别的人都不知情（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的问题。——作者注），这怎么可以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应该研究一下。现在不必急于行动，等中央讨论后再做决定。工作应当亲自动手，亲自审阅，亲自批示。不要依赖秘书，也不要让秘书拥有过大的权力。

我的秘书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工作。对于文件的处理，我习惯亲自挑选和审阅，遇到需处理的文件，我便亲自撰写，以免错失重要事项。即便是在仅有两份文件的情况下，由于当时身体欠佳，我便口述内容，他人记录，最终仍需我亲自修订并印发。其中一份便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该书面报告，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作者注）。我仍清晰记得，那时正值对胡宗南作战之际，形势紧张，毛主席身心疲惫，握笔之手颤抖不已，难以握稳。《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便是毛主席口述，他人记录，最终由毛主席亲自修订定稿。在毛主席阐述完庐山会议的各项问题之后，他继续说道：庐山会议之后，我采取了三项策略，首先是“甩石头”，其次是“掺沙子”，最后是“挖墙脚”。我批驳了陈伯达所编造的误导性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以及济南军区关于反骄破满的汇报，还有军委长时间的座谈会记录，我并未对陈伯达的行为给予肯定，而是在一份文件上附加了批语。我的做法是将这些“石头”附上批语，让大家进行讨论，这就是所谓的“甩石头”。军委办事组曾计划让李先念、纪登奎参与其中，这便是“掺沙子”的策略。至于改组北京军区，则可称之为“挖墙脚”。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你们四位，明天或后天再进行讨论。毛泽东同志与刘建勋、王新、刘丰及我的谈话就此结束。这次谈话内容丰富，几位同志初次聆听，犹如倾盆大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消化。在武昌期间，毛泽东同志希望与华国锋同志谈话，我便打电话将华国锋同志从北京请来。

8月25日夜间，毛泽东主席在武昌与华国锋进行了交谈，我亦在场。会晤伊始，毛主席询问华国锋：“你到这儿了，现在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华国锋回应道：“我刚调入国务院，正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相关情况。我将向您汇报这些内容。”毛主席面露严肃，表示：“我感觉你心中装满了农业问题，而我则更多地思考路线斗争。当然，你所提及的农业问题也涉及路线斗争，但还有更为重要的路线问题。仅仅关注农业是不够的，还需兼顾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虽然工农业都需要重视，但现阶段首要任务是关注路线斗争问题，农业的路线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毛主席对华又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他说：

我国的政党体制颇为独特，中国共产党内部未曾出现分裂现象。陈独秀曾组建了一个由81人组成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随后又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其中，刘仁静曾有幸见过托洛茨基，他的年纪比我年轻，目前居住在北京。罗章龙曾试图另立中央，但并未成功。如今，他正在湖北担任教授，他本为浏阳人，现名罗敖阶。至于瞿秋白、李立三，他们并非分裂分子，而是犯了路线错误。而王明则一手操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范围内夺取了权力长达四年，并成功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分别是第四次和第五次。

（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作者注）。

遵义会议，作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举终结了王明的领导地位。张闻天肩负起总责的重任，实则担任召集人，而我则负责具体事务。直至遵义会议后十年，即1945年五月“七大”召开，我方才正式当选为主席。在此期间，出版了《两条路线斗争》和《六大以来》两本书籍，使得他们解除了武装。即便张国焘在长征途中自立中央，也未能成功。高岗、饶漱石试图夺取权力，最终未能得逞。有人指责三年灾害是我一手造成，然而他们并不赞同我的应对措施。直至北戴河会议，讨论了形势、阶级和矛盾，局面才得以改善。毛主席紧接着指出，他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并在中央批语中特别强调“认真研究”四个字，以防各大军区对此敷衍了事。

毛主席进一步阐述道：庐山会议实质上是两个指挥部的较量。在庐山，他们发动了有预谋、有组织、有明确纲领的突然袭击，这场挑战并非一日之功，而是持续了三天——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他们试图推翻“九大”的路线，否定二中全会提出的三项议程，企图转而讨论“天才”的议题以及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他们口头上声称反对张春桥，实则针对的是我本人。是我将“天才”一词删除，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我并非“天才”，我曾在孔夫子的经典著作中研读六年，在中学和师范学校七年里接触的是资本主义思想，直到1918年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份简报实质上是一份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未来党中央将进行进一步讨论。毛泽东主席随后对华国锋表示：提及“炸平庐山”的言论是有其深意的，这样才能让空军发挥作用。他们发布所谓的“天才语录”，却未将此授予李德生同志，因为他们几位属于井冈山山头的一方面军。我曾当众评价李德生同志过于愚蠢，不属于同一山头，故无法将“宝贝”给予他。那些在会议上宣读的“天才语录”，事先并未讨论过，也不清楚出自哪本书、哪一页，这显然是在说谎。在讨论解决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问题时，毛泽东主席比喻自己的做法为“程咬金的三板斧”，即“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他很高兴地阅读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并立即给予了批示。对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进行了严厉整顿，尤其是对三十八军的整治尤为严格。他还批阅了济南军区关于反骄破满的文件以及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可以视为“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则是“挖墙脚”的行为。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并未被卷入其中。至于“掺沙子”，他引入了李德生、纪登奎等人。但人数还不够，因此建议李先念加入军委办事组。

军队不容忽视，即便会议缺席，中南地区亦应有代表参与，未必要亲自出席。在军事事务中，不应仅限于文职，还需具备武职的职责。毛主席强调，路线必须正确，团结一致以争取更大的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些人能被挽救，有些人可能无法挽救，这需看实际情况。汪东兴同志负责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团，他分批次向一千多人坦白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错误是好的。毛主席最终对华国锋说，不要有山头主义，山头主义会害人。全国应当团结，遵循几个基本原则。有三种策略，即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可轻信，一句话可能抵得上千言万语，但能相信吗？有的话甚至半句也抵不上，有何价值。实际上，有些话并不重要，比如关于天才和国家主席的问题，我已反复强调，但它们毫无分量。陈伯达的话却可能一言九鼎。

毛泽东主席即将从武昌迁往湖南长沙。27日早上9点，我与华国锋同志一同前往长沙，旨在处理毛主席的住处安排等事宜。华国锋同志虽刚调入北京，但依旧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及省革委会主任。27日下午2点，刘丰同志前往毛主席的住处探望，并与毛主席进行了第二次交谈。在谈话初期，毛主席询问刘丰：“近况如何？”刘丰回应道：“近期我深思熟虑了许多。”提及九届二中全会时，刘丰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曾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干扰了主席的正常工作。他提到，自去年主席谈话后，他心情一直沉重。刘丰所说的去年与毛主席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从庐山返回北京途经武汉时与他的一次谈话。当时刘丰的态度并不明确。此次在武昌的谈话中，毛主席叮嘱刘丰不要将此事告知他人，但刘丰却在9月6日，向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访问武汉的李作鹏透露了此事。毛主席对刘丰说：“你为何如此沉重？”

方铭同志的病情，毛主席关切地询问。当时，方铭担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并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关于方铭的健康状况，刘丰未作回应。毛主席随后转向党内路线斗争的话题，指出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一员。毛主席总结道，尽管我党历经五十年，十次分裂，但从未真正分裂。刘丰紧接着表示，在主席的领导和思想的指引下，解放军是不会分裂的，请主席安心。谈及军队，毛主席自责地说，自己在胜利后对军队的事务关注不足。刘丰则补充说，主席其实一直在关注。毛主席回应道，我现在要更加重视军队的管理。难道我仅仅能创立军队，却不能指挥它们了吗？

在与刘丰的交流中，毛主席迅速将话题引至九届二中全会议题。他评论道：又是井冈山与中央苏区的人犯错，意图构建我的派系。自张国焘事件后，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显得更加小心谨慎。谈及九届二中全会后的应对措施，毛主席透露：我采取的策略是拆墙、挖基础、混入杂质。在庐山期间，我仅用五天时间便撰写了七百字的檄文，犹如掷下一块巨石。随后，我批驳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对此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我还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及刘子厚同志的检讨进行了批评。谈及解放军的问题，毛主席坚定地说：我绝不相信黄永胜能驾驭解放军，郑维山亦然。华北八个军中，就有五个军与他们意见相左。天津的六十六军根本不听他们指挥。他们试图将几名不良分子安插至天津市，六十六军自然会表示反对。那些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从他们吗？

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作者注），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毛主席接着说：“我已年迈，你们在追求马列主义时，切勿陷入修正主义；在追求团结时，切勿陷入分裂与宗派主义；在行事光明磊落时，切勿施展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对于那些犯错但仍值得信任的同志，我们依然抱有信心。”言及此处，毛主席再次提及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指出：“此次在庐山发起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其纲领即提倡‘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

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毛主席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毛主席的这些话，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多一些，更明朗一点。细细体会，还是略有不同的。毛主席这次对刘丰说：“对于路线和原则的问题，我决不妥协。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我绝不让步。”他愤怒地补充道：“他们企图封锁消息。”他指出，连总参二部部长也对此一无所知，这或许意味着需要召开两百人规模的会议来加以解决。提到总参二部部长不知情的情况，是因为毛主席后来收到了总参三部部长致他的信，信中提及了这一事件。毛主席还向刘丰提及了自己不赞成妻子担任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的观点，以及他对一些负责人在向林彪请示时需通过叶群等人的行为表示的不满。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毛主席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刘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毛主席说：究竟是世界由英雄创造，还是由奴隶创造？我始终坚信是奴隶们创造了世界。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国际歌》传达的是团结的精神，呼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

在《国际歌》的歌声落幕之际，毛主席与刘丰等同仁一同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深情地对刘丰言道：“正是如此，咱们必须保持步调统一。难道不一致也能行得通？”毛主席此刻亲自领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举动显得尤为不凡。

8月27日晚，毛主席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抵达当晚，毛主席便与华国锋、卜占亚进行了会谈，我也荣幸地参与了其中。卜占亚彼时担任湖南省军区政委，毛主席对他并不熟悉。会谈伊始，毛主席便询问了卜占亚的履历。随后，他又询问我是否将前几次的谈话内容传达给了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等人，我回答已传达。毛主席表示，他计划次日与他们进行谈话。接着，毛主席又与华国锋、卜占亚深入探讨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曾十次面临分裂的危机，但最终并未分裂。毛主席扳着手指，逐一列举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路线错误。他提到，当时传言他已被开除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他强调，即使不是党员，也能担任师长。他指出，他所率领的部队中，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另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决策，但如果不前往井冈山，单纯依赖外援，后来又转战湘南，他率领一个团前往湘南迎接战友。在桂东沙田，他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此行，朱德、陈毅等人未能与我们重逢，却迎来了萧克的身影。当我们重返井冈山，得知朱德等人已抵达宁冈，我们将在那里实现会师。他们还提议我担任党代表，这一提议最终成真。王明等人拥有二十八位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他们夺取了中央权力长达四年，撰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文，提出了一省或数省先行实现革命胜利的构想。他们倡导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亦持此观点，马克思也曾强调革命需持续不断。然而，我们主张的持续革命是分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随后又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便构成了我们所谓的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等人主张一省或数省率先取得胜利，随后便是全国性的胜利。然而，我们历经数十年的民主革命，直至1949年才抵达北京，那时我们并未宣告胜利。我们当时仅将其视为迈出的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后，我们实施了土地改革，并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质上是我们与资本家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资本家们需进行生产，而我们则提供原料，他们生产出的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

若需织造布匹，若手头无棉花，不得让资本家自行采购，我们提供棉花，所织布匹亦不得随意销售，须由国家统一收购。当时，我们倡导的口号是“兼顾公私，双方得益”。此政策实施数年。至全国解放之际，官僚资本占比高达80%，同时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及若干小型企业主。有何惧怕？数年后，他们不也纷纷敲锣打鼓，喜迎公私合营了吗？实则，他们虽表面支持，内心或许存疑，但假意支持亦无妨。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对民主党派问题，需深入探讨，是否还需存在？一方面，需进行一番认识。另一方面，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提出不再给予利息，我认为不可行。部分小资本家或许可以不要利息，但大资本家则不然。应当给予一定的利息。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持政策性立场，反对采取过激措施对待他们。

毛泽东明确表示：民主党派应当继续存在。尽管有些地方提出要取消，但不宜急于求成。湖南的周世钊先生，一位知名人士，也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时，周世钊先生来访并登上了天安门。我询问他对民主党派存在的看法，他是个直率的人，表示民主党派中确实存在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一些历史上曾有过反革命行为的人。这是针对个人的看法。就民主党派整体而言，他们并未推翻既定政策，也未发布新的指示。因此，从整体上看，民主党派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然而，在民主党派内部，个别成员存在问题，其中少数人的问题相当严重。他们内部有左派、中派和右派之分。不能一概而论地评价民主人士，要么全好要么全坏。毛泽东继续说道：一些民主人士遭受了斗争和批判，有的已经持续了一两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不仅民主人士的问题未解决，诸如“五一六”事件等问题同样悬而未决，有些甚至被搁置。应当恢复民主党派的标识，因为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做法不够规范，取消民主党派并无益处。一个“拖”字无法解决问题，问题在恢复标识后，可以进一步了解、调查和处理。

毛主席在阐述完那番话后，再次重申了服从命令的重要性，并带领我们共同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结束后，他进一步指出，大家不仅要学会这首歌，更要深入理解和践行其中的精神。他建议我们阅读《国际歌》，从中汲取智慧。他要求大家次日诵读并讨论这首歌，不必逐句对照，而是要结合实际情况，找出最迫切需要遵循的原则。尽管我们已唱了五十载《国际歌》，党内却发生了多次分裂。他未对此作出结论，但暗示这可能是分裂行为之一。他坚信，未来或许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甚至三十次类似的分裂。尽管大家可能不信，但他自己深信不疑。

共产主义时代斗争将不再存在？我持怀疑态度。即便在共产主义社会，斗争依然存在，不过是新旧观念、正误观念之间的斗争。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斗争的形式或许会演变，即便在数千年或数万年后，错误仍可能存在。然而，那时人们的文化素养更高，对错误的认知和改正能力更强。对待犯错者，无论其过错如何，都应避免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在开展批判和改革时，也应尽量温和。毛主席曾称赞我在中南海工作中正确对待曾反对过我的人，他认为我的做法值得借鉴，对于那些曾指责他的人，他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中直机要干校的同事们曾在怀仁堂、府右街贴出了针对我的众多大字报，揭示了诸多问题，而我每日都会前去查看。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对我说：“你是个勇敢的人，不惧丢脸。”我则平静回应：“我并无畏惧。”毕竟，丢脸之事非长久之计，认错即能挽回颜面。我常思考，面对应当丢的脸，理应丢之。若他人提出有益的意见，即使正确，也应虚心接受并改正。我在机要干校上千名同志的集会上说道，对党中央、毛主席，大家自然不能有所抵触；至于我汪东兴，若你们有所非议，我亦能接纳。即便意见不妥，也无须在意，今日之事，我们一笔勾销，彼此之间无任何瓜葛，我不会将其铭记于心。机要干校的同志们听闻此言，纷纷为之鼓掌。

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将自己视作一朵花，将他人视为豆腐渣。”你身为部队领导者，曾担任过排长、连长，若此言传至你的家乡，定会引发轰动。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若一个村庄里出了位排长或连长，那可真是“了不起”，全村的人都会纷纷前来拜访。1951年，我返回江西故乡探望父母。父亲询问我在中央担任何职，我答道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父亲听后喜出望外，认为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定是担任了高官要职。

我对父亲说，我是给毛主席当马夫的，您就说“当马夫的回来了”或“当兵的回来了”。然而，父亲对此表示怀疑，询问我是否已成为连长，我否认了这一说法，并说明自己既未当过连长也未做过排长。他的好奇心被激起，追问我的职位是否低于连长和排长。我回应称职位更低，大约是班长级别。他还是难以置信，便问为何当班长的人还需乘坐汽车。我解释这是出于工作需求。在父亲心中，连长已是相当显赫的职位。毛主席补充道，一旦回到村里，就会受到极高的尊敬。尤其是成为营长后，地位更为尊贵。他提醒我们要和气待人，避免骄傲。在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认为这两点问题不大，似乎至今仍有此习俗。当唱至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他指出，担任班长、排长、连长后，若有人敢打骂他人，那将是无法容忍的。他还听说有人曾将连长打死。

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指有人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作者注）。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唱毕此句，毛主席感慨道：“目前尚有几条未能记忆清晰，尤其是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以及八项注意中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若能将这些内容一一铭记，并付诸实践，定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与欢迎，那将是何等美好的景象啊！尤其是第一条，唯有步调一致，方能赢得胜利。要实现步调一致，必须时常进行商讨，统一思想，如此方能确保行动的一致性。另外一点，切莫骄傲自满，对于那些沾染了军阀作风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克服。”此次谈话中，毛主席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反复向我们传授党的路线，并进行了党性、纪律和修养方面的教育。

毛主席进一步阐述道：庐山会议实则是一场两大指挥部的较量。在庐山实施此举，乃是有预谋、有体系、有明确纲领的行动。这场发难并非仅限于一天半，而是连续三天——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其目的在于推翻“九大”路线，摒弃二中全会提出的三项议程，并转向讨论关于“天才”的议题及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他们表面上声称是反对张春桥，实则矛头直指我本人。是我将“天才”一词划去，是我提议不设立国家主席。我非“天才”，我阅读了六年的孔子经典，在中学和师范学校七年的学习则是资本主义的书籍，直到1918年我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在提及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指出：“这份简报实为一份反革命简报。”这是我的个人看法。相信将来党中央还会对此进行深入讨论。

毛泽东继续对华国锋讲道：“提及要将庐山炸平，实则别有深意，此乃空军之力所能及。他们发布所谓的天才语录，却未给李德生同志颁发，这些人原是井冈山根据地红军的一部分。曾有一次，当众评价李德生同志，我直言不讳地称他愚钝，非同一山头之人，宝贵的资源怎能轻易授予？会议中宣读的天才语录，事先未曾商议，也不知出自何书、何页，显然是在说谎。至于解决九届二中全会的相关问题，我采取的是程咬金的三板斧策略，即打击敌对势力、瓦解根基、混入其中。对三十八军的报告表示满意，立即予以批示。对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的整治尤为严厉，尤其是对三十八军更是苦不堪言。同时，也批准了济南军区反对骄傲自满的文件以及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便是打击敌对势力。对北京军区的改组则是瓦解根基。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未能插手其中。混入其中，我引入了李德生、纪登奎。人数尚不足，故邀请李先念加入军委办事组。军队事务不容忽视，即使会议未到，中南地区也应有人参与，不必亲自出席。你们需关注军事，不能仅限于文职，更应担任武职。

切勿陷入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往往导致严重后果。全国上下应团结一致，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具体方法包括：打破僵局、削弱对手、逐步渗透。有些言论不能轻信，一句话的力量不容小觑，但能否信以为真还需考量。实际上，有些话并不算数，比如关于天才和国家主席的问题，我已多次阐述，却无人理会。而陈伯达的言论，却往往一句顶千句。

“你为何如此沉重？问题不在于你，而在于北京。”

毛泽东同志关切地询问：方铭同志患的是什么病症？彼时，方铭同志担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并是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毛泽东同志询问方铭的健康状况，刘丰并未立即回答。随后，毛泽东同志再次提及党内路线斗争的问题，并明确指出陈伯达亦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一员。毛泽东同志总结道：我党自成立五十年来，虽历经十次分裂，但从未真正分裂。刘丰紧接着毛泽东同志的话表示：有主席的领导和主席的思想指引，解放军是绝不会分裂的，请主席放心。谈及军队事务，毛泽东同志坦言：我在胜利之后对军队的管理不够重视。刘丰补充道：主席实际上一直都在关心着。毛泽东同志回应说：我现在要更加关注军队工作了。难道我仅能创立军队却不能指挥它们吗？

在与刘丰的交流中，毛主席迅速将话题引回九届二中全会议题。他指出，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员再次犯了错误，企图构建个人势力。对于四方面军的同志，自张国焘事件以来，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在回顾九届二中全会后的应对措施时，毛主席提到，他采取的策略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他仅用五天时间就撰写了七百字的批评文章，并针对三十八军的报告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对该军进行了不公正的打压。同时，他还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和刘子厚同志的检查进行了批示。谈及解放军的情况，毛主席表示怀疑黄永胜和郑维山能否有效指挥军队。他指出，华北八个军中，有五个军对他们表示反对，尤其是天津的六十六军，他们坚决抵制将那些不良分子塞入天津市。至于那三个军，包括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他们又怎么会听从他们的指挥呢？

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作者注），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毛主席接着说：“我年事已高，尔等应坚持马列主义，摒弃修正主义；追求团结，避免分裂与宗派主义；行事光明磊落，远离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对某些同志，我们依然抱有信任。”在此，毛主席再次提及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指出：“在庐山进行的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其纲领即‘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停留了三天，而非一天半。”

毛泽东同志曾言：我的言辞，何者能抵万言？有时一言即抵，有时甚至半言亦难，徒然空谈！他们的言语方才真正能顶万言，陈伯达的言辞更是如此，他们堪称天才，陈伯达更是天才。毛泽东同志在多次谈话中均反复提及此观点，且言辞愈发明确，细细品味，仍觉有所差异。此次，毛泽东同志对刘丰同志表示：对于路线和原则问题，我始终坚持不懈。面对重大原则问题，我绝无妥协余地。毛泽东同志愤怒地表示：他们企图掩盖真相。连总参二部部长都对此一无所知，恐怕需召开两百人的会议来解决问题。此处提及总参二部部长不知情，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收到总参三部部长来信，信中提到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志还向刘丰同志表达了对于妻子担任秘书、办公室主任的不赞同，以及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需经过叶群等人的不满。

在对话落幕之际，毛主席深情地提及：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列宁曾撰写文章以示缅怀。时光荏苒，已过百年。国际歌的歌词与列宁的纪念文章，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深刻见解。毛主席询问刘丰是否见过新版的《国际歌》歌词，刘丰表示尚未得见。毛主席随即指示张玉凤取来。张玉凤回应称，歌词及相关材料已装箱并装上了火车。毛主席则表示，待到火车上再交给他。刘丰向毛主席请示，是否可以翻印一些歌词以便分发？

主席颔首应允。紧接着，刘丰及同僚们陪同主席至车站，目送其登车。刘丰协助主席就座后，张玉凤递上了《国际歌》的歌词。主席指示张玉凤与吴旭君一同演唱，自己亦随声附和。每唱一段，主席便进行一番解读，并阐述了对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文选的见解。主席言道：“是英雄造就历史，还是奴隶塑造了世界？我始终坚持，是奴隶们创造了世界。”主席进而强调，《国际歌》传递的正是团结的信息，呼吁全球的无产阶级团结一心。

在《国际歌》的尾声中，毛主席与刘丰等同仁一同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深情地对刘丰说道：“是啊，咱们得保持步调统一啊，不一致怎么行呢？”此刻，毛主席亲自领唱《国际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意义非凡，非同一般。

8月27日夜晚，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抵达了湖南长沙。抵达当晚，毛主席与华国锋、卜占亚进行了交谈，我也有幸一同参与。卜占亚当时担任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的了解并不深入。谈话伊始，毛主席便询问了卜占亚的个人简历。随后，他又向我核实是否已将之前几次谈话的内容传达给了刘兴元、丁盛、华国锋以及韦国清。我回答称已经传达。毛主席随即表示，他打算次日与这些人进行谈话。接着，毛主席又与华国锋、卜占亚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强调，尽管中国党历经了十次分裂危机，但最终均未导致分裂的发生。毛主席一边扳着手指，一边列举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在路线问题上的几次重大错误。

他曾言：在那段岁月里，传闻我遭到了党的开除——特指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事——作者注。党员身份丧失，便不能担任党代表之职，然而仍可担任师长。我们师下辖两个团，一个是由农民起义组成的团，另一个则是袁文才、王佐所领导的团。南昌起义之举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若不前往井冈山，单纯依赖外部援助，后来又转战湘南，我便率一团前往湘南迎接他们。抵达桂东沙田时，我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随后这一规定逐步演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次，我们未能与朱德、陈毅等人会合，却意外地接到了萧克的队伍。重返井冈山后，得知朱德等人已抵达宁冈，我们于宁冈实现了会师。他们还提议我可以担任党代表，果不其然，我得以再次担此重任。王明等人拥有二十八位半布尔什维克，他们窃取了中央权力长达四年，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文，主张一省或数省先行实现革命胜利。他们提倡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亦是如此主张，马克思也曾言及不断革命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所说的不断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其阶段性。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随后又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便构成了我们所倡导的“不断革命论”。

李立三、王明等人曾提出，一省或数省率先实现胜利，随后便是全国性的胜利。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民主革命，直至1949年我们才抵达北京，但并未正式宣告胜利。那时，我们仅将其视为征程中的第一步，即万里长征的开端。随后，我们开展了土地改革，并实施了针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这实际上关乎我们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需进行生产，而我们提供原料，他们生产的产品则由国家收购。例如，若你要织布，若你缺乏棉花，资本家不得自行采购，我们将提供棉花，而你织成的布亦不得自行销售，必须由国家收购。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坚持了数年之久。

民主党派仍需保留。有些地方急于取消，但不宜过于急躁。你们湖南的周世钊先生，是一位知名人士，也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时，他来到天安门。我询问他关于民主党派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他是个诚实的人，表示民主党派中确实存在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一些历史上曾有过反革命行为的人。这是针对个人而言的。

部分民主人士经历了斗争和批判，有些甚至持续了两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不仅民主人士的问题悬而未决，诸如“五一六”事件等，同样存在未解之题。应当恢复民主党派的标识，因为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做法不够规范，甚至取消了民主党派，这并无益处。单一“拖延”无法解决问题，待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我们仍可继续了解、调查和处理相关问题。

毛主席发言完毕，随即重申了严格遵守命令的重要性，并亲自带领大家齐声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结束后，毛主席指示大家不仅要会唱这首歌，更要深入理解和实践其中的原则。他建议查阅《国际歌》，认为其中包含了所有必要的指导。毛主席要求大家明日阅读《国际歌》，进行讨论和交流，不必逐句对照，而应关注当前最为迫切的要求。他提到，尽管我们已经唱了五十年的《国际歌》，但党内仍发生了十次分裂事件。对于这次事件，他不作结论，但认为可能还会发生更多次分裂。他询问大家是否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十次、二十次、甚至三十次。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这时，毛主席表扬我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应对方式得当，对于曾批评过他的人，他都能够妥善处理。

在“文化大革命”初起之际，中直机要干校的同志们在怀仁堂、府右街纷纷张贴大字报，对我进行批评和揭露，我每日都前往观看。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便对我说：“你是个有骨气的人，不怕丢脸。”我则平静回应：“我不惧怕。”毕竟，丢脸之事并非终身之耻，认识并改正错误，便是洗刷耻辱。我时常反思，人应当勇于面对应当丢掉的颜面，若他人提出有益的批评，正确的就应虚心接受并改正。在机要干校上千名同志的集会上，我曾言：“对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能有异心；至于我汪东兴，你们尽管提出反对意见。即便你们反对得不对，也无妨，今日之事，我们一笔勾销，我们之间，无怨无悔，我不会耿耿于怀。”干校的同志们听后，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继续说道：我向来不急于求成。记得在井冈山时期，有人传言要撤销我的党籍，即便如此，我也并未感到焦虑，党籍撤销就撤销吧。后来，听说我被撤销党籍后，便不能再担任党代表，而是被任命为师长。在闽西，我又被降职。我对此并无异议，认为下放后便投身于群众工作。有些同志对撤销我的党籍感到困惑，想要向中央汇报。我告诉他们，党籍撤销了就让它撤销，何必还要上报中央。在湘赣边区的一本油印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解释了撤销我党籍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说过一句有误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认为，枪杆子怎么可能产生政权呢？

这两条并无大碍。及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骄傲”时，毛主席再次叫停：这条同样重要，对待群众绝不可傲慢，尤其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在对济南军区的批示中提到：“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若是带兵，又曾是排长、连长，若这一观念传至你的家乡，那可就麻烦了。那时的情形确实如此。若一个村子里出了个排长、连长，那真是“不得了”，全村人都会去拜访你。

1951年，我回到了江西的故乡探望双亲。父亲好奇地询问我在中央政府担任何种职务，我回答道我在毛主席的身边服务。父亲听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心想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必定是担任了高职。我向父亲解释，我其实是毛主席的随从，马夫，请他转告乡亲们我只是一个普通士兵。父亲难以置信，追问我是不是已升任连长，我坦诚告知自己并未担任过连长或排长。他的疑惑更深，便再问：那您现在的职位比连长、排长还要低吗？我回答说是的，我的职位甚至比班长还要低。他仍旧将信将疑，不解地问为何身为班长的人还能乘坐汽车出行？我解释说这是工作的需要。在当时，父亲的心目中，连长已是相当高的官职了。

毛主席继续强调：一旦你到了乡村，就会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担任营长职务，那就更加显赫。我们说话应当谦和，切勿表现出傲慢。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交易要公正，买卖公平莫要欺压人；第三借用他人物品用过后，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损”的歌词时，毛主席表示：这两项问题不算严重，似乎如今仍存此风气。等到唱到第五条“严禁殴打和辱骂人，军阀恶习务必彻底摒弃”时，毛主席则提醒：稍等，这个问题较为严重。身为班长、排长、连长，那可是非常关键的角色。听闻有些人甚至辱骂、殴打他人。难道不是有人因殴打连长而丧命了吗？这与不恰当的教育和对待有很大关联。我们强调要遵守纪律，必须具备自我约束的意识。毛主席随后又谈到了军队的教育和训练问题。

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指有人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作者注）。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在重新吟唱完这句歌词之后，毛主席感慨道：“目前有几条内容尚有些模糊，尤其是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以及八项注意中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若能将这些内容铭记于心并付诸实践，那必将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与欢迎，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景象啊！尤其是第一条，只有步调一致，我们才能取得胜利。要实现步调一致，我们必须经常进行沟通，统一思想，如此方能达到步调一致。另外，还需牢记一点，那就是切勿骄傲自满，对于那些沾染了军阀作风的苗头，必须坚决予以克服。”此次谈话中，毛主席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反复向我们传授党的路线，进行党性、纪律和修养方面的教育。

2

《国际歌》

8月28日晚9点，毛泽东主席邀请了广东的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的韦国清和我进行交谈。主席对刘兴元和丁盛并不十分了解。会面伊始，他逐一询问了他们的个人经历，并就部队情况进行了探讨。在以家常方式提问并了解情况后，主席正式开始了谈话，此举让刘兴元、丁盛等人感到在主席面前不再那么拘谨。主席对刘兴元和丁盛表示：“韦国清同志，我对您比较熟悉。至于你们两位，我则不太了解。”接着，主席询问韦国清：“韦拔群同志和你都姓韦，你们是不是同一家族的人？”韦国清回应道：“我们属于五服之外的远亲，不是五服之内的近亲。”韦拔群曾前往广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受到了主席的指导。

他回广西开展群众工作带回几本书，就在东兰县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主席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毛主席又说：“彭湃，广东海丰县人，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庭。在海丰任职期间，他曾目睹数万民众前往朝拜观音菩萨，有人询问他是否同往，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参与。此行为合时宜。朝拜之后，他向农民们指出，观音菩萨并非可靠的依靠，唯有自力更生才是正途。此后，他手持棍棒棒，投身革命事业。彭湃善于鼓动人心，却不太擅长组织工作。”

在群众工作中表现不够扎实，成效不佳，最终不幸牺牲。他曾以个人家财资助农民，推动群众运动。随后，毛主席将话题引至党内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主席提问：诸位是否知晓我党五十年的路线斗争历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却未曾出现分裂现象，这岂不令人称奇？自五十年来，共有十次路线斗争。谈及陈独秀所组织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毛主席又提及了刘仁静、彭述之的名字。谈到井冈山时期的斗争，毛主席回忆道：那时，瞿秋白等人在湖南找到一本小册子，其中载有我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他们对此十分恼火，认为枪杆子岂能产生政权？因此，将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撤销。后来，连中央委员也被撤职。不知为何，这一消息传至井冈山，竟说我的党籍也被开除。

有人心生不平，意图向中央递交申诉报告。我劝他们不必如此，党籍被开除，又何足挂齿。既然党籍已失，便不宜再担任党代表一职。然而，他们又提出我可以担任师长。不久，又有人提议我应恢复党代表之职。当时，我们麾下仅有两团兵力，一为秋收起义改编而成的三十一团，另一则为袁文才、王佐所领的三十二团。后来，我军扩编为第四军，朱德同志担任军长，陈毅同志出任政治部主任，而我则成为党代表。在闽西的一次会议上，我被要求退场。随后，又有指令要求我重返舞台，我亦遵命而行。此外，李立三曾一度掌权。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篡夺了权力，长达四年之久。中央五中全会时，我身为政治局委员，却被告知不得参加会议。到了1935年1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王稼祥和我共同主持，即著名的遵义会议。张闻天同志负责作报告。我仿佛一尊被置于尿缸中的菩萨，经历了几次沉浮，臭气熏天。自那次会议之后，我开始负责处理事务。

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毛主席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作者注），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毛主席说：那时的路线是正确的，若军队不前往西北，怎能建立根据地？后来又如何能拓展到华北、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抵达陕北后，张国焘又逃逸了。

未来可能出现高岗、饶漱石等人试图夺取权力。去年在庐山举行的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作者注释）。会上出现的种种情况，我认为他们是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地下活动。他们的纲领核心是“天才论”，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便是他们的目标，他们是有预谋的，秘密进行的。中央五位常委隐瞒了三位，也隐瞒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些主要将领之外。

在二中全会前期，会议进展并不理想，但后期情况有所改善，这也促使大家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新的重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强调指出：近期我提出的方针有三项：一是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二是加强团结，反对山头主义；三是吸取历史教训，治病救人。同时，我也提出了相应的三条措施，类比程咬金的三板斧。首先，我们要批判陈伯达编造的语录。其次，要批判三十八军的报告，因为对三十八军的处理方式过于恶劣，对待自己的队伍不应如此。同样，对二十四军、三十一军、六十九军的处理也值得深思。最后，我们要批判济南军区的报告，并附上批语，供大家讨论。

‘我看你这个人过于文弱了。’在奠边府战役中，你是坚决主张出兵的。起初他们并未听从你的意见，但你坚持己见，他们最终采纳了。韦国清回应道：‘我是遵照主席的指示行事的。’毛主席询问韦国清：‘你们壮族的人口增长了吗？现在应该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组建几十个师。在南方几个省份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广西，其次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所在的江西位列第四。’在此期间，刘兴元汇报了工作情况。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指出：陈独秀那人为人专断，缺乏民主精神。今日你向我汇报了十分钟，他却是固执己见，不听他人意见。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起初他持反对态度，后来才表示同意。我建议你负责招生事宜。在招生名额分配上，他提出农民比例过高，工人比例过低，认为不妥。实际上，当时农民占全国四亿人口，工人仅二百万，理应培养更多农运干部。尽管如此，陈独秀也有优点，那就是他不贪图财富。他的衣着整洁，办公桌上的物品摆放井然有序。丁盛向毛泽东汇报称，他在延安整风期间阅读了两本书，受益匪浅，并曾参加过“七大”。毛泽东听后赞叹道：“你参加过‘七大’，真是了不起！”随后询问刘兴元、韦国清、汪东兴等人是否参加过“七大”。汪东兴回答：“我参加了，是‘七大’的候补代表。”毛泽东随即谈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并提及延安整风期间编书的事。他表示，在整风期间，提出要编书，最初由王首道负责，但编出的书不尽人意。后来改由胡乔木负责，他具备一定的知识，收集了大量文件，编出了两大本，供大家讨论。通过学习，问题才得以明确。

毛泽东转身询问丁盛：“你参与过哪些战役？”丁盛回答：“参加了锦州战役。”毛泽东称赞道：“在锦州战役中，有一支部队成功阻挡了蒋介石的援军，做得非常出色。”谈及锦州战役，毛泽东激动地回忆起一则感人的故事，兴奋地说：“我听说当时部队驻扎在苹果园中，却未曾采摘苹果享用。这让我坚信，我们的军队充满希望。”毛泽东继续说道：“抵达北京后，有人提议给部队加薪，理由是资本家享用大米和馒头，而我们的士兵却以酸菜为食，生活过于艰苦。他们认为只有加薪才能与资本家相提并论。但我认为，即便只吃酸菜，我们军队依然能英勇作战，这本身就是一种希望。至于增加军饷，提出这一建议的人，实际上是在为那些吃酸菜的士兵发声。”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军队必须保持警惕，切勿自满，一旦骄傲自大，便容易犯错。我久未直接负责军队工作，现在必须重新重视并加强。对军队的领导，主要是确保路线教育，纠治不良风气，避免形成小团体主义，强调团结等原则。进城后，最初负责军队工作的是聂荣臻同志。随后是彭德怀将军，他因战功赫赫而获此重任。再后来是林彪，但林彪管理事务较多，实际上是由贺龙和罗瑞卿分担了大量工作。后来是杨成武接任。随后，黄永胜担任总长，并成为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中有人曾在庐山会议上引发一系列事件。我认为黄永胜在政治上不够坚强。首先，军队需谨慎行事，其次地方工作也要谨慎。军队要避免小团体主义，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某些语录，李德生同志表示了不满。我批评李德生同志过于天真，你不是属于某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难道不能接纳你吗？好的东西怎么会轻易给你呢？

提及此事，毛主席稍作沉思，转而谈论“天才论”的观点。他指出，《国际歌》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和理论。正如歌词所唱，奴隶们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他们深知没有救世主，神仙皇帝也无法救赎，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是谁构建了人类的世界？是我们勤劳的群众。在庐山会议期间，我曾撰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文件——《我的一点意见》（作者注），在其中提出了关于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大家对此有何讨论？《国际歌》呼唤我们团结一致，迎接未来，坚信共产主义必将实现。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团结，而非分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大家需特别关注其中的三大纪律第一条和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这些都是关键所在。没有重点，便无政策。随后，丁盛汇报了他的战斗经历。

在谈及冀东起义的往事时，毛泽东同志表示：邓华同志虽然曾犯过跟随他人犯错，但我对他抱有期待。至于杨勇被捕的具体情况，尚需查明。至于钟赤兵同志，他的一条腿是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我们不应对他有任何偏见。他的伤势正是来源于娄山关之战。我记得曾看到一辆担架抬着一位伤员，我询问他姓名，他回答说是钟赤兵，当时担任团政委。这位同志完全有资格加入广州军区，科委中有人对他有所偏见。接着，毛主席谈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他强调，我们必须认真研读书籍。罗瑞卿担任参谋总长时，曾让他与陈伯达商讨编制一个读书目录，最终整理出三十本书籍。我认为这很好。后来，有人提出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干扰学习语录，因此暂停了理论学习。高级干部若连唯物论与唯心论都不明白，那怎么行呢？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虽然难以理解，但还是有方法去学习的，可以请教专家协助。

丁盛接着述说他在攻克锦州的战斗经历。当提及如何将俘虏充实到部队时，毛主席肯定地说：“确实如此。他们同样是劳动者啊！我们一向秉持这样的政策。在攻占天津的战役中，首个师团受伤者达三千之众，死亡人数不过数百，很快便补充了四五千人。至于在西藏平叛的过程中，若你们在战斗中感到紧迫，应趁机截断敌人的退路，将其围困，这样便能将其消灭。在中印边境的冲突中，有一支部队是由生产岗位紧急抽调上前线的，他们不仅表现突出，而且战斗成绩斐然。我坚信我们的军队充满了希望。”丁盛讲述起自己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的工作经历时，毛主席笑着对他说：“你可不能倚老卖老，更不要搞宗派主义！你也得注意，刘兴元。”毛主席随后转向韦国清，说道：“你虽然是红七军的，但已编入三军团。你们几个可都是我的‘山头’人啊，要警惕这一点！”毛主席接着说：“你们（指广州军区——作者注）所撰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已经审阅，其中有些问题处理得还不算彻底，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我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目的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都是优秀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我从不赞成自己的妻子担任我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些夫人如何？工作中应亲自动手，亲自审视，亲自批示，以免出差错。今日就聊至此。

“现在看，问题在于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不够。”随后，主席询问我对丁盛、刘兴元的了解程度。我回答称：“不太了解，只是在会议期间有所接触，私下并无深入交流。电话联系也仅限于处理事务，未曾深入探讨。此次他们有所深入，也触及了思想问题。”主席接着问道：“你们是否清楚这其中的原因所在？”

“你在会上并未宣读这些语录。”我随后向毛主席讲述了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求我打印“天才语录”的经过，毛主席听后表示：“这无妨。你是办公厅主任，你并非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所编造的语录。作为常委，他要求你打印某些文件也是合理的，而且这些语录后来并未被使用。总理下令将其封存，你便照办了，并未造成扩散。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仍有错误之处。”毛主席微笑着说：“自是，发言总会有些许争议。”毛主席关切地提醒我：“在行政与组织工作中，你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你也热爱阅读，马列主义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我对你抱有深厚的关切。”提及我曾在党校学习一年，却觉得马列主义与实际结合不够紧密，他便依我之愿，将我下放三年。如今看来，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并非易事，而将之与实际相结合则更为艰难。他强调，在政治领域运用马列主义，单靠阅读马列著作还不够，还需涉猎历史、经济学、小说以及哲学史等领域。“司马懿生性多疑，诸葛亮无兵可守，赵子龙又无法及时赶回，城内空虚。于是，诸葛亮便施以空城计。这个故事，能够启迪我们如何具体运用战略与战术。”

主席续言道：《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些无不乃文学佳作，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它们不仅反映出了深刻的政治寓意，更是艺术与思想完美融合的典范，文笔更是妙趣横生。主席嘱托我转告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此番话语，并在适当时机传达给政治局。同时，主席亦以提问试探，询问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的看法。我回答道：三个来源包括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以及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则分别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

毛主席见我很快回答出来了，表示满意。毛主席又对我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三十岁左右。你看人家！毛主席鼓励我刻苦学习，不断上进。毛主席说：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两点论也是辩证的嘛。针对我为人做事过于“认真”毛主席说：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作者注）；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毛主席对我了解得很透彻，有时他甚至笑我：我有时说笑话，你也当真，也当做指示吗？我说：我不，我区别得开，但我会认真对待您说的话。其实毛主席是最认真的人。我对他讲的话，交办的事，丝毫不敢怠慢。在转战陕北时，他要求太严格了。有一次，贺老总送给我们一些腊鱼、腊肉。有一天吃饭时，我让炊事员做了一些给毛主席吃

当时，我和周副主席、彭德怀在另一个食堂的桌子上吃饭，我们也有腊鱼、腊肉。刚开饭，毛主席就叫我过去，他狠批了我一顿。我回来后告诉了周副主席、彭德怀，说毛主席批评吃鱼吃肉了。彭德怀听我一说完，马上就说：是呀，吃得这么好，像个土豪一样。土豪有时也吃不上呀。这时他们已经吃完饭。周副主席说：你刚才吃饭前怎么不讲，你应该有先知先觉，在毛主席批评前说出来。现在我们都吃完了，腊鱼、腊肉很好吃，我们还嫌不够呢。周副主席让我赶紧把饭吃完，并说还给我留着两块肉哩。当时，我吃肉时，那个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毛主席围绕为人做事对我说的那些话，对我的教育，直到现在，我还牢牢地记住它、实践它。

在1971年8月30日，毛泽东主席即将从长沙出发前往南昌之际，他再次召集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进行交谈，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对话伊始，毛泽东主席询问大家：“两天来讨论得如何？”我们各自简要地总结了两天内对主席指示的学习与讨论情况。在听取完大家的汇报后，毛泽东主席就林彪集团的问题发表了看法：现在不宜急于得出结论，结论应由党中央作出。提及了1971年4月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指出所有人都参与了会议，周恩来总理做了总结发言，并发布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位将领的检讨书，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将领的检讨，这些文件均表示问题已解决，已有总结。但实际上，关于庐山事件，事情并未彻底结束，也尚未完全解决。大家普遍认为陈伯达的行为不妥，他编写了所谓的“天才”语录。

在二中全会中，对“天才”这一概念有所阐述，而《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则是针对天才论的批判。我并非否定天才的存在，天才只是相对较为聪明。天才并非依赖于单个个体或少数人，难道天才可以仅靠一两个人吗？天才实际上依赖于一个政党，这个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随后，毛主席就党的现状和历史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我们党成员众多，拥有两千多万人，但坏人仅占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的人被称为“吐故纳新”，而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清理和调整的人数占比约为百分之三。党内还存在一些落后的分子，这是相对而言的。对于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能得出结论，因为目前我们并未处于战争状态，不存在陈独秀那样的情况。

在民主革命时期，战事频仍，革命形势如同暴风骤雨，迅速显现。陈独秀等81人纷纷离队，发表声明。在八七会议之前，实施南昌暴动策略是正确的，南昌暴动总体上是成功的。尽管后续在路线选择上犯了错误，但从中积累的经验也是宝贵的。城市起义不再可行，外援不可依赖，我们必须依靠自身。面临无兵之虞，我们应依靠发动群众，以及利用俘虏兵，他们同样是我们的群众力量。

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毛主席再一次提出：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毛主席又说：为什么他们要在庐山会议上这样做，为什么会这么快就收场，我们也不甚明了。刘建勋同志提到会议进行了半天，而我则认为是三天，从会议开始那天起，他们就迅速展开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