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中，有两次战略级别的访问。

1949年12月16号，毛泽东坐上开往莫斯科的专列。当时，开国大典举行不到100天，南方的战事也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却选择在这时开启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外访，似乎显得有些“着急”。

1979年1月28号，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邓小平就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专机。那天是个大年初一，传统习俗讲究“年初一不出门”。这趟美国之行，也显得有些“着急”。

两次“着急”的访问，都发生在中国即将巨变之时。

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

01

建国之初，毛泽东的外交政策是三句话：“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其中，“一边倒”的争议最大。

它指的不单单是一边倒向苏联，与之结盟；而是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意味着跟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分庭抗礼。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1949年的访苏，正是“一边倒”政策的具体动作。

那次访问选定的时间，恰好是斯大林的七十寿辰。

出发时，毛泽东的专列随车拉去了山东的白菜、北京的鸭梨和江西的金橘等等贺寿礼物；回来时，带回了签订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苏联给予的3亿美元的贷款，还有斯大林承诺的工业、科技以及军事的援助。

“一边倒”政策下的中苏蜜月期持续了十年，苏联帮中国打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化基础。

中苏蜜月时期的宣传画。

但是，随着后来两国交恶，苏联也在边境上给中国摆上了百万大军。

邓小平将其形容为“直接威胁”。

当中国决定把重心挪到现代化建设上时，再找“老大哥”帮忙是不现实的。

过去的教训已经说明，“老大哥”的大腿不好抱。“老大哥”的大腿也不健壮，苏联制度的弊端和实力的短板已经看得很清楚。在之前的文章《江同志访问美利坚》中提到，邓小平说过，“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言下之意就是，跟苏联关系好的，都没富起来。

如果说中国启动现代化时需要找一个“外挂”，那这个“外挂”只能是美国。

02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时，在云南和广西一线的部队已经开始集结。

这是邓小平急迫需要去华盛顿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已经决定要“教训一下越南”。

这个曾经的“同志”已变成一个“恶邻”。

在美军撤离之后，越南的野心迅速膨胀，苏联也想趁机在东南亚捡漏。1978年，越南和苏联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同意将金兰湾军事基地租让给苏联。同时，苏联也在阿富汗蠢蠢欲动。

1978年11月，越共黎笋和勃涅日列夫签订条约。

这意味着，苏联势力将在西北南三面对中国形成包围圈，这对即将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不可接受的。

49年的毛泽东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79年的邓小平则需要“打扫屋子的周边再请客”。

毛泽东曾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两个人都是战略大师。

要拔掉越南这颗钉子，需要在北边战略牵制住苏联，确保它在边境的百万大军不会有所行动。

唯一有实力牵制苏联的只有美国。

所以，邓小平访美的第一站不是西雅图，也不是夏威夷，而是直奔华盛顿。

在1月29号白宫的欢迎仪式上，尽管邓小平的正式头衔只是副总理，总统卡特还是超规格地安排上了19响礼炮。

邓小平并不关心礼炮，他要谈的是真刀真枪。在华盛顿冷冽的寒风中，他意有所指地讲到：

“今天世界很不安宁，不仅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而且战争因素在显著增长。”

正式会谈之后，邓小平出人意料地要求与卡特举行一个只有翻译在场的“小范围”会谈，讨论一个“机密问题”。

随后，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邓小平正式透露了“教训”越南的计划。

他用了一个美国人最听得懂的比喻：如果不教训一下，苏联就会像1962年导弹危机中利用古巴一样，利用越南。

其实这不是什么秘密，卡特应该早就猜到了。

比较微妙的是他的回应。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记述的是，卡特说：

中国挑起的武装冲突，将使美国对中国的普遍政策产生“严重关切”。

我们知道，“严重关切”这种说辞，基本就等于袖手旁观。

后来，卡特对记者说，他说在闭门会谈时对邓小平讲，希望对越南的教训比较简短。

这跟“希望你们下手轻一点”有什么区别！？

结束会谈的邓小平，露出了微笑。

03

卡特在回忆录中还写道，当他们谈完（越南）这个严肃的话题，走出办公室后，他觉得邓“又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邓小平那次访美所感受到的欢迎程度和友好气氛，是后来所有中国领导人访美都没有的。

两个国家之所以能走近，要么有共同的利益，要么有共同的价值观。

1979年美国的许多人，认为中国无论在利益还是在价值观上，都在向美国靠拢。

就在邓小平还没有出发时，就被选为了1978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

美国媒体把邓小平塑造成了对所谓“自由世界”开放的领袖，他的“三落三起”成了传奇经历。美国新闻报道里的旁白都是，“他的权力来自Central Committee，但他对人群挥手时就像一位西方政治家”。

时代周刊封面上的邓小平。

美国人确实想多了。

邓小平的思想是，经济上可以借鉴一切先进成果，怎么样尝试都可以；但是政治上，是绝对不会接受西方那一套的。

但这时候，不妨利用一下美国人的“好感”。

访问中，邓小平以开放的姿态回答记者的随机采访，接受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戴上牛仔帽观看休斯顿的马术表演。

卡特总统也需要借助邓小平，提升他自己的“收视率”。

这位种花生的农场主在20世纪的美国总统列表中，算是个弱主。

用现在的话说，他还是个“白左”，讲究“love and peace”，在乎形象，爱惜羽毛。然而保守派抨击他背弃美国价值，接受堕胎合法化；自由派又认为他小心翼翼，无所作为。

改善中美关系，能够为他加分。

在与邓小平刚见面时，当着媒体的面卡特就开始套近乎，他说，1949年的时候，我作为潜艇兵在青岛呢。

邓小平听后说，哦，那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包围了那座城市。

卡特为邓小平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光吃饭还不到位。国宴后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了晚会，请来了当时唱片销量最高的歌手约翰·丹佛。

最“魔幻”的一幕是，美国的儿童合唱团竟然演出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只看到这些肤色各异的可爱小孩们，用略显蹩脚的中文和清脆嘹亮的歌声唱到：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跟合唱团的小孩握手。

04

政治上的友好，是实质合作的前提。

邓小平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科技。

在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中国只有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按王同志的说法，全国人民“十七年没涨过工资”，搞出了两弹一星。

但久而久之，自力更生似乎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一谈到引进国外技术就成了“崇洋媚外”。

邓小平复出后则说：

“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

在访美的参观行程里，邓小平切身感受到了美国科技实力的强大。

在亚特兰大，邓小平看到福特汽车装配生产线，全部都是由计算机在控制，一小时就可以下线50辆汽车。而这里一个月的汽车产量，相当于中国所有汽车企业一年产量的总和。

在休斯顿，邓小平参观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太空中心”。他登上航天飞机模型座舱做模拟飞行，久久不愿意下来，不时向身边的宇航员询问太空生活的细节。

在休斯顿，坐上登月车模型。

参观结束之后，一贯言简意赅的邓小平对记者说：

“看到了一些很新颖的东西。”

面对中国科技落后的现实，邓小平的内心是相当急迫的。

精明的美国人也注意到这一点。中央情报局给卡特报告说：

中国人购买国外技术的新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在第一年中就可能突破10亿美元大关。他们正在寻求购买计算机、电信设备、电子仪器、石油与矿产勘查和挖掘设备以及农业技术。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商业机会。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在这次访问里，邓小平和卡特签署的《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成了两国建交之后第一个政府间协定。

在这个协定下，中美在科技方面陆续达成了30个议定书，领域包括能源、环境、农业、基础科学等等。在中国的大亚湾核电站、正负电子对撞机、中微子实验站这些大项目里，都有中美合作的影子。

05

1979年的2月5号，邓小平结束了他九天的访美行程。

这次访问后来被称为“旋风九日”。

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现代化争取了帮助，也让中国意识到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增加了奋起直追的动力。

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在之后加快了速度。

访问结束十几天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论，对越“自卫反击”打响。解放军用一个月的时间狠狠教训了这个恶邻，在撤退时摧毁了越南北境的重要设施，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

访问一年后，就有1025名中国留学生拿着学生签证来到美国学习；这个数字在其后五年扩大到1.4万多，他们中三分之二学的是理工科。

七年后，邓小平接受几位资深科学家的建议，批准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的863计划，并把发展航天技术列入其中；十三年后，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上马，分三步走把中国人送上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