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国正式推行军衔制度，其中最为显赫的军衔分别为元帅与大将。这两个等级仅限于十位杰出将领，且仅此一次授予，他们的名字将同共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永远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然而，授衔名单的编制过程颇具复杂性，其间经过了多次的讨论与筛选。例如，最初大将的候选人数曾定为15位。

此名单囊括了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张宗逊、宋任穷、许光达、萧克、王震、周纯全等杰出将领。

观察可知，最终定稿对张宗逊、宋任穷、萧克、王震、周纯全进行了删减。中央为何这么做？这五位人物被剔除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张宗逊两次败绩。

张宗逊的生平履历堪称璀璨，他参与了秋收起义，并曾担任毛主席的首任贴身卫士长，32岁便晋升为红军军长。在抗战初期，他出任八路军120师358旅的旅长，而在解放战争后期，他更是身兼重任，担任了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的职务。

根据张宗逊的历史职务与所做贡献，他理应获得大将称号，且在拟授名单中位居第十。但最终公布的结果却显示，一野的下级许光达取而代之，张宗逊落选。这背后究竟有何原因？

谈及此，原因实则涵盖两大层面：一方面，张宗逊未能抓住时机；另一方面，山头代表的地位亦不容忽视。

毛主席与张宗逊关系深厚，然而，他却曾以一句评价，既非指责，又充满期待地说：“该厉害时不厉害。”这话语中透露出的，是对张宗逊的殷切期望而非责备，仿佛是出自长辈对晚辈的恨铁不成钢。若是在两场关键的战役中，张宗逊能够发挥出应有的实力，必定能够迈上更高的阶梯。然而，遗憾的是...

1946年7月，我方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携手并肩，共同发起了对大同的攻势，动员了十数万精锐之师。一旦攻克此城，两大根据地便将紧密相连，届时战局将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

在这场激战中，晋绥方面由张宗逊将军出任总指挥，晋察冀则由罗瑞卿将军担任政治委员，两位均为我国名将，雄心勃勃，誓要夺取胜利。

战事伊始，我军进展神速，仅半个月便扫清外围据点，阎锡山所派遣的增援部队亦尽数溃败。大同城陷落之局，似乎已指日可待。

未曾料想，驻扎于归绥的傅作义仅派出少量兵力，便迅速攻克了我方仅以一个旅兵力守卫的卓资。

卓资与大同之间，设有关键的枢纽之地——凉城。傅作义若率部前来支援，势必途经此地。鉴于此，张宗逊果断派遣众多精锐部队前往凉城，严阵以待，以防备傅部可能的进攻。

然而，傅作义根本不屑与你交战，他仅以虚张声势的一击，便将主力部队调转方向，偷袭了集宁（今乌兰察布）。此地为晋察冀首府张家口的门户，一旦失守，张家口的防御也将岌岌可危。张宗逊闻讯后，深感震惊，遂紧急前往集宁进行支援。

交锋之际，高手之间的较量往往以毫厘之差而决定胜负。待我方历经长途跋涉抵达集宁，傅部已濒临攻破城池的边缘，所幸艰难地将敌人击退。然而，我军因疲惫不堪，不得不就地转入休整，未能达成大量歼敌的目标。

在我军休整之际，傅作义的后续援军抵达，共计三个师的兵力。这股新鲜力量的加入，使得集宁守军无法继续坚守，不得不撤军。此战失利，大同亦无需再战，唯有默默承受这枚苦涩的果实。

大同与集宁的交锋波及广泛，数月过后，张家口沦为国民革命军的掌控之下，晋察冀与晋绥间的联系由此中断，双方鲜有机会携手并肩作战。在此背景下，张宗逊亦被调往陕甘宁地区。

尽管战局不利，中央仍旧对张宗逊抱有深切期望。1947年，面对胡宗南对陕北的猛烈攻势，张宗逊被任命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肩负起统一指挥陕北地区所有武装力量的重任。

这实则可视为西北野战军的雏形阶段。倘若张宗逊能够充分发挥其才干，确实有望执掌一支野战军。然而，他领军的首次交锋便未能取得理想成果。

当得知国军第48旅过于冒进的消息后，我方迅速调集优势兵力，意图一举将其全歼。在人数力量的对比上，我们以4比1的悬殊优势，加之采取突击战术，普遍认为此战必能旗开得胜，赢得开门红。

张宗逊所取得的战果，歼敌逾1500名，而自身伤亡亦达1200余人。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央意识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遂紧急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并新组建西北野战兵团，由彭老总统一领导陕北地区的武装力量。

历经两次战争、身兼两职、两次机遇，若张宗逊能把握住其中任何一次，大将之位便唾手可得，然而，遗憾的是。

关于他会被许光达所取代，实则无可奈何。在众多大将中，出自红一师的实在太过集中，而红二师除许光达之外，并无其他显赫人物。鉴于此种平衡之需，最终许光达才得以成为大将。

二、宋任穷代表性不足

宋任穷，出身秋收起义，历经烽火岁月，曾历任红28军军长、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政治委员等要职。

依循其历史任职，他亦堪比大将之才。然而，他似乎缺乏显著的光彩之处。相较之下，在秋收起义、红一军团以及政工等领域，谭政的表现更显卓越。

若名额不受限制，众人自可一同上榜，然而现实却规定了只能有十人入选，故而谭政相较于宋任穷，显然更为合适。

三、萧克失误频发

众多人士议论，认为萧克身为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未能获封大将之位实属遗憾。然而，细观其生平事迹，得上将之衔已属相当荣耀。

晚岁之际，他曾自诩两次误入歧途，其一是1929年6月于白沙召开的会议。在“朱毛”之间的争议中，他举手赞成朱老总，导致毛主席被剥夺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位。

次之，在长征途中甘孜会师之际，他被老张吸纳，得以执掌红四方面军31军的军职。然而，这两次经历实则无损大局，中央政府此后依旧对他深信不疑，重用如初。

1939年，党中央决定拓展冀热察地区根据地，特任命萧克为冀热察挺进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担任冀热察军政委员会的主席。

冀热察地区囊括冀东、平西、平北三片区域。若萧克能够使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它必将崛起为另一个“晋察冀”。届时，他的声望与地位，将与八路军另一位副师长聂帅相提并论。

然而，他抵达平西后不久便对冀东抗联的领导人高志远执行了死刑，此行径不仅使冀东抗联士气低落，更令邓华与宋时轮愤然离去。

当时，冀热察能依托的军事力量主要包括邓华支队、宋时轮支队以及冀东抗联。一旦有人陨落，整个局势便可能崩溃。在此之后，数年间，他未能达成中央所赋予的使命。最终，冀热察地区并入晋察冀。

1946年6月，晋察冀军区迎来了一次重要的重组机遇。萧克被任命为野战军司令员。若他能够创造如同粟裕那般的辉煌战绩，鉴于其深厚的资历，他的军衔恐怕不会低于粟裕。

晋察冀地区长期受到傅作义的强力遏制，萧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鲜有机会立下战功。两次误判立场，两次辜负了众人的期待，最终使得他无缘被授予大将军衔。

四、王震缺乏代表性

王震与宋任穷颇为相似，在职务上，他曾历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359旅旅长以及一野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其资历足以匹配大将之尊。然而，他似乎欠缺被正式授予大将称号的必要条件。

他出身于红六军团，该军团在早期始终肩负着保卫中央苏区的重任，直至1934年才西征，与红二军团实现了会师。因此，尽管王震日后成为了红二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但在代表性方面，他不及许光达显著。

许光达早年便在贺龙的麾下担任师长一职。1932年5月，因伤势所困，他赴苏联接受治疗。按照他的资历，本不应被授予大将之衔。然而，红二军团的老一辈将领几乎悉数被夏曦肃清，段德昌、万涛、孙德清等众多重要将领不幸遇难。因此，到了1955年，在选拔大将时，情形变得颇为棘手。

红二军团内，廖汉生、贺炳炎等将领同样英勇奋战至最后一刻。然而，他们的历史职务略显卑微，在解放战争后期才晋升至军级干部，若选其为大将，恐难令众人信服。经过中央的反复甄选，最终只能选定许光达担任此重任。

然而，王震的功绩显而易见，在许光达谦让军衔之际，他更是推荐王震接任自己的位置，这堪称一段美谈。

五、周纯全未跟进。

在比较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时，周纯全与那14位人物难以同日而语。然而，他为何仍被拟定为大将？关键在于他在红军时期所担任的职务极其显赫。

在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中，周纯全曾先后担任红10师政治委员、红4军政治委员以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等关键职务。

懋功会师之后，他荣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地位上，同期诸多元帅均不及他；在红四方面军中，他的排名仅次于张、陈、徐三人，位居第四。

然而，他的辉煌成就全赖四方面军的老张鼎力支持。待老张南下之际不幸犯错，重返北方后，周纯全亦随之失势。此后数年，他主要在后方从事教育工作，直至1947年，方才重返部队，投身后勤工作。

他具备出色的工作能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老总将他留在了志愿军，担任志司后勤司令部政委一职，他有效地保障了补给运输。回国后，周纯全被任命为总后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其职位显赫，加之红军时期所取得的崇高地位，这才使他成为大将人选的佼佼者。

然而，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组织最终仅评选出十位大将军，而周纯全等未能入选者则晋升为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