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的南京秦淮河畔，一个身着儒衫的中年人正驻足观望。

他望着眼前这位高鼻深目的西洋传教士，手里捧着一本封面写着拉丁文的书，好奇地问：“先生此书，讲的是何道理？”

传教士笑着递过书：“此乃《天主实义》，也讲天地万物之理。若先生感兴趣，可与我详谈。”

这个中年人，便是后来被誉为 “西学东渐第一人” 的徐光启；

而这位传教士，正是他一生的挚友利玛窦。

这次偶然的相遇，不仅改变了徐光启的人生，更开启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徐光启一生横跨 “儒学”“西学”“农学”“军事” 四大领域。

他是明末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他翻译《几何原本》，创造 “点”“线”“面” 等沿用至今的术语；

他编写《农政全书》，推广番薯、玉米救万民；

他还仿制西洋火炮，助力明军抗金。

他的故事，藏在中西合璧的书页里、农田里的新苗中，更藏在 “经世致用” 的务实情怀里。

一

彼时的徐光启，已过不惑之年，虽中了举人，却仍在科举路上奔波。

他自幼就对 “实用之学” 感兴趣，读《农桑辑要》时会琢磨种地技巧，看《孙子兵法》时会研究阵法，可当时的文人大多沉迷 “四书五经”，没人懂他对 “奇技淫巧” 的痴迷。

见到利玛窦时，徐光启最初也带着警惕：“你们这些西洋人，为何来我中原？”

利玛窦没有急于传教，而是拿出随身携带的天文仪器 —— 地球仪、望远镜，还有绘制的世界地图。

当徐光启看到地球仪上 “中国并非天下中心” 时，先是震惊，随即又被这新奇的知识吸引：“原来天地如此之大，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道理！”

利玛窦见他求知欲强，便用中文讲解天文知识：“地球是圆的，绕着太阳转，昼夜交替是因为地球自转。”

徐光启听得入了迷，连饭都忘了吃，还拿出纸笔，把利玛窦讲的内容一一记下。

临别时，他对利玛窦说：“先生的学问，对我中原大有裨益，我愿与先生合作，把这些知识译成中文，让更多人知道。”

《徐光启年谱》记载了这次相遇：“万历二十八年，光启过南京，遇利玛窦于秦淮河畔，见其携西洋仪器，听其讲天地之理，叹曰：‘此乃真学问也！’遂定交。”

这次相遇后，徐光启开始系统学习西学，从天文历法到数学几何，从水利工程到军事技术，为他后来的 “跨界成就” 打下了基础。

二

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在北平（今北京）的书房里，开始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 翻译《几何原本》。

这部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是西方数学的基础，可翻译起来却困难重重：很多西方数学术语，中文里根本没有对应的词汇，只能靠两人一点点创造。

比如 “point”，徐光启起初译为 “端”，可觉得不够准确；

利玛窦建议译为 “点”，徐光启反复琢磨：“‘点’字小巧，符合‘无长无宽无高’的定义，甚好！”

就这样，“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 等术语，在两人的讨论中诞生，且一用就是四百多年，至今仍是中国数学的标准术语。

翻译过程中，徐光启格外较真。

有次译到 “平行公理”，利玛窦觉得 “大概意思对就行”，徐光启却摇头：“数学讲究精确，差一个字，读者就可能理解错。”

他反复推敲译文，还找来懂数学的文人一起讨论，确保每个术语、每句话都准确无误。

经过两年努力，《几何原本》前六卷终于译完。

徐光启在序言里写道：“此书穷理正确，非虚言也。学者若能通此，其他学问亦易入门。”

可当时的文人大多不理解，有人嘲讽：“研究这些‘洋人的玩意儿’，能当饭吃吗？”

徐光启却不辩解，只是继续推广 —— 他在自家书房开设 “数学课”，教子弟们学几何，还把几何知识用于农田丈量、水利工程设计，用实际行动证明西学的价值。

可惜的是，由于利玛窦病逝，《几何原本》后九卷未能继续翻译，成为徐光启一生的遗憾。

但仅这前六卷，就为中国数学打开了一扇新大门，后来清代的数学家梅文鼎、李善兰，都深受其影响。

三

除了西学，徐光启最关心的就是 “农”。

他常说：“民以食为天，若百姓没饭吃，再高深的学问也没用。”

明末时期，中原常闹灾荒，粮食短缺，徐光启便四处寻找高产、耐旱的作物。

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徐光启在福建见到了番薯（地瓜），当地百姓说：“这番薯好养活，山坡、荒地都能种，产量还高，一亩能收数千斤。”

徐光启立刻来了兴趣，亲自试种：他在自家田里开垦荒地，种上番薯，每天观察生长情况，记录浇水、施肥的时间和用量。

有年夏天遭遇旱灾，地里的小麦、水稻都蔫了，可番薯却长得郁郁葱葱。

徐光启高兴地说：“这番薯真是‘救荒神器’！”

他立刻编写《甘薯疏》，详细介绍番薯的种植方法，还派人把番薯苗送到河南、山东等地，教百姓种植。

在推广玉米时，徐光启遇到了阻力 —— 百姓觉得这 “洋作物” 长得奇怪，不敢种。

他便在村口的空地上种了一亩玉米，等到秋收时，玉米穗长得又大又饱满，他邀请百姓来观看：“大家看，这玉米不仅能当粮食，还能喂牲口，种起来还简单，为何不试试？”

百姓们见玉米真的高产，才纷纷开始种植。

晚年时，徐光启把自己一生的农学经验，编成了《农政全书》。

这部书共 60 卷，收录了农作物种植、农具制作、水利工程等内容，其中对番薯、玉米的推广，更是救了无数百姓的命。清

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它：“凡农家之事，靡不详尽，实为古今农书之冠。”

四

徐光启不仅是学者，还是个务实的官员。

崇祯元年（1628 年），他任礼部尚书时，发现明朝的天文历法误差很大，常导致 “节气不准，农时错乱”。

他便向崇祯帝建议：“臣愿用西洋历法，修订新历，以正农时。”

崇祯帝同意后，他带领中外学者，用西方的天文仪器观测星象，结合中国传统历法，编成了《崇祯历书》（后来清代的《时宪历》就是在此基础上修订的）。

在军事上，徐光启也颇有建树。

他见明军的火炮落后，便仿制西洋火炮，还编写《火攻要略》，详细介绍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方法。

有次后金（清朝前身）军队攻打宁远，明军使用徐光启仿制的火炮，大败后金军队，这也是明军少有的胜利之一。

可徐光启的务实，却得罪了朝中的保守派。

有人弹劾他 “崇洋媚外，动摇国本”，还有人说他 “不务正业，整天搞些没用的玩意儿”。

徐光启却始终坚持：“学问不分中西，有用的就是好学问；官员不分高低，能为百姓做事的就是好官。”

崇祯六年（1633 年），徐光启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他死后，家中除了书籍、农具，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崇祯帝为他辍朝一日，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赐谥号 “文定”。

五

如今，在上海徐家汇（因徐光启而得名）的徐光启纪念馆里，还陈列着他当年翻译的《几何原本》、编写的《农政全书》，以及仿制的西洋天文仪器。

当人们看到 “点”“线”“面” 这些熟悉的术语，吃到番薯、玉米时，或许不会想到，这些都与四百多年前那位 “跨界学者” 有关。

徐光启打破了 “中西对立” 的偏见，开创了 “经世致用” 的新风。

他用西学补中学之短，用农学解百姓之困，用科技强国家之力。

这种 “不固执、不盲从，只为实用” 的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有人说，徐光启是 “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文人”。

其实，他更像是一座 “桥梁”，一头连着中国传统学问，一头连着西方先进科技，让两者在交流中相互成就。

而这座 “桥”，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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