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的戈壁深夜，没有月光，风像刀子一样吹在遮风布上。临时帐篷里，一盏马灯摇晃，灯下的钱学森反复在笔记本扉页写下四个大字——“自力更生”。这年春天，苏联专家全部撤离，他不得不用这四个字给自己壮胆。就在同一时间，北京中南海里，毛主席批阅文件时也在扉页旁边圈了同样一句话。两个人隔着数千里，却在同一夜晚把同一句话压在心口，日后便有了那场“递烟又收回”的小插曲。

钱学森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56年2月16日。那天，北京零下六度，北海湖面结着厚冰。周总理带着钱学森跨过颐年堂的门槛时随口说了一句：“主席等你多时了。”大厅里炉火正旺，毛主席放下手中的《史记》迎上前去，握手的瞬间把钱学森的手握得极紧，足足两秒，才爽朗地说：“五个师的事，我得亲口问问。”一句半真半戏的玩笑，把气氛拉得很暖。可真正让钱学森心里发热的，是随后那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被迅速拍板的果断。

从1956年秋到1960年春，导弹团队在大西北经历了苏联图纸、仪器、专家“接力输血”，也经历了血脉骤停。有人担心项目半途而废，钱学森却更担心团队的士气散掉。1960年7月的一次现场会，他拍桌子喊出一句：“图纸不在，我们的脑子在；专家走了，我们自己学。”立刻有人在下面应声：“要饭的日子没把中国人饿死，没那么容易认输！”这种声音越聚越多，逐渐盖住风沙。

1960年11月5日，戈壁滩上响起轰鸣，“东风一号”拔地而起。聂荣臻元帅用望远镜看着那枚细长的身影，连续说了三次“好”，身旁的工程师却突然哽咽，干脆把望远镜递给钱学森。那天晚上简陋的酒会上，没有香槟，只有白酒和咸花生，气氛却格外热。有人提出向北京报捷，聂帅示意先别打电报，先听钱学森讲讲下一步。钱学森端着酒杯，只说了一句：“力气还在腰里，别松劲。”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蘑菇云升腾。原子弹成功的电报送到中南海，毛主席点头时说：“又是一把硬骨头啃下来了。”随即决定在12月26日破例设宴。宴前审看座位表，毛主席仔细端详第三桌名单，把钱学森的名字画到自己身边。工作人员愣了一下，毛主席用笔柄轻敲桌面：“导弹、原子弹、卫星，件件绕不开他，得坐到跟前听听。”

1964年12月26日晚，紫禁城外灯火辉煌。毛主席进场先环顾一圈，落座后还没动筷，就指着钱学森对大家说：“这位是‘火箭王’，上天的事问他。”众人鼓掌，钱学森脸明明涨红，却仍笔直坐着。毛主席见气氛活络，从兜里抽出一个扁扁的烟盒，弹出一支烟，伸手递到钱学森面前。钱学森不抽烟，但懂礼数，起身双手去接。就在手指即将碰到烟的那一刻，毛主席笑着把烟收回，抖一抖烟支，指尖轻弹桌面：“靠别人，人家一收手，你就没烟抽了。记住，还是自力更生。”桌边几位年轻代表会意，哄堂大笑，气氛一下子轻松许多。

那一夜没有更深的官方议程，只有一句句“祝贺”“干杯”和交错的玻璃碰撞声。散席时已近子时，毛主席起身握着钱学森的手，用平常语气道：“干得不坏，记得多带几个年轻人。”钱学森点头，却没敢回答。出来时天降小雪，他索性把礼帽低压，脚步很快。

1965年夏天，“两弹结合”方案获批。钱学森率队昼夜推进，聂荣臻元帅亲自到现场督战。1966年10月27日，西北荒漠，第一颗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直刺云霄，几分钟后，电报机打出电码：命中，核爆成功。指挥车里爆发出掌声，钱学森却只是长呼一口气。有人拉他合影，他笑着说：“等上面批示吧，照片不急。”十分钟后，北京加密电话转过来，聂帅接通后大声汇报，电话那头只回两字：“好极。”挂线时聂帅扭头看钱学森：“主席说，好极。”钱学森愣神两秒，默默在笔记本上记下“好极”二字。

1970年4月24日19时35分，长征一号拖着火炬，点亮酒泉夜空。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预定轨道。五天后，钱学森站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步子不快，却一步不漏地走近，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同志们辛苦。”随后指着广场黑压压的人群：“科研也要和群众结合，别关起门来。”钱学森答“记住了”时声音大到旁边几位代表都能听见。这句话后来被他写进多个研究所会议纪要。

1976年9月9日凌晨消息传来，钱学森坐在床边很久才起身。他穿好中山装，搭乘第一班车赶到追悼会现场。三天里，他一直站在灵堂右侧，除了抬棺时短暂离开，没有坐下。送完故人，他领着团队继续工作，日程没有推迟半天。他曾在实验楼长廊低声说过一句：“他把球传给我们了，可不能在脚下踩扁。”

1978年之后，改革春风吹进科研口，待遇随之水涨船高。有人劝钱学森出面申请更高级别，他摇头，留下一句：“官帽再高也上不了天，我要火箭能上天。”1988年九院集体补办旧功勋证书，行政部门拟给钱学森“相当正部级”待遇，他批道：“不要。”理由只有五个字：“科研人员不是官。”文件最后以“个人意愿”为由作罢，却在圈子里传成佳话。

2009年10月31日，清晨五点许，医院里骤然安静。钱学森走完83年科研人生。整理遗物时，家属在老式公文包夹层找到一本褪色笔记本，扉页仍是那四个字——“自力更生”。字迹已微微发黄，却清晰可辨。工作人员合上封皮时，窗外正好响起远处火车轰鸣，节奏和当年戈壁滩上“东风一号”的点火声有几分相似。

这一生，钱学森把“工程控制论”带回祖国，也把“自力更生”四字一路刻进航天脊梁。那个1964年冬夜里被主席收回的烟，最终没有被点燃，却成了很多科研老兵心里的一束火。

再谈那支没有点燃的烟

许多人记住递烟的举动，却忽略了当晚还发生过另一段小插曲：宴会散席后，毛主席让秘书把那支烟单独装进烟盒。翌日清晨，烟盒被送到钱学森办公室。不附任何字条，只有烟盒背面毛主席手写的四个字：“再接再厉”。钱学森把烟盒放进抽屉，三年后“两弹结合”定型，他才轻轻摸了一下盒盖，又合上。多年后，他对助手说：“烟还是那支烟，人要一步步往前走，不必急着点燃。”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烟真的落入钱学森手心，也许会成为普通的礼节。正因为被收回，才把“靠自己”这根弦绷得更紧。自1965年至1970年，火箭发动机、控制系统、制导雷达、测量船队，一个环节也不依赖外援。技术骨干们常调侃：“我们连烟都得自己卷。”一句半玩笑，背后是“追上去”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火箭发动机征名时，有年轻设计师提议取名“自立一号”。这个词没被采用，却把讨论推到了高潮。最终定名“液氧煤油-1型”，流程一点不浪漫，却体现了当时务实的技术路线。有人后来问钱学森是否遗憾没用“自立”二字，他笑说：“名字不重要，关键是推力。”

那支烟最终没有留下实物照片，只在档案里有一行字：“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将一支香烟赠予钱学森，后编入办公留念物件。”2002年内部展览时，工作人员想把烟盒放进展柜，钱学森婉拒：“东西又不是文物，放抽屉里就好。”在他看来，技术人的荣誉不靠旧物堆砌，而靠一次次准确入轨、一次次成功落点。

多年过去，那支未燃的烟成为一种象征：科研道路上，外援会来，也会走；形势会暖，也会冷；唯有把火种握在自己手里，风吹不灭。今天再回望，那份锋利依旧透过尘封旧档案，提醒后来者——当年戈壁深夜的呜咽寒风，依然在问一句：“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