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27日，台北国民政府记者会大厅内，20岁出头的季水生（后改名王朝天）在镁光灯下宣布“投奔自由”，成为台湾当局塑造的“第一位投奔自由的红卫兵”。蒋介石亲自接见并与之合影。

然而，三年后，王朝天却被送入台湾绿岛监狱，开启长达十余年的牢狱生涯，最终沦为台北街头无人问津的卖盒饭老人。

1946年，王朝天出生在沈阳铁西区的一个工人家庭。铁西区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工业区，烟囱林立，厂房连绵。他的父亲在机车厂做铆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月薪勉强够一家人糊口。

家里兄妹三人挤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冬天靠煤炉取暖，夏天用凉水擦席。工人村的房子是苏联援建的三层红砖楼，楼道里堆满杂物，公用的厨房和厕所总是排着队。

王朝天从小看着父亲天不亮就出门，深夜带着一身机油味回家。母亲在纺织厂做临时工，手指常年缠着胶布。

日子紧巴巴的，但工人村的生活也有烟火气：粮站月底排长队买高粱米，合作社里白菜土豆堆成山，邻居们互相借煤票、糖票。他高中读了一年就辍学了，不是不想念，而是家里需要他赚钱。

1964年，王朝天进了附近的一家五金厂当车床工。车间里噪音震耳，铁屑飞溅，工友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手上全是茧子。

每天下班，他站在厂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总觉得人生不该是这样。“一辈子窝在车间”——这句话像根刺扎在他心里。

那年冬天，他偷偷去派出所改了名字。原名“季水生”是父亲起的，希望他像水一样安分过日子。但他选了“王朝天”，姓“王”是想做人上人，“朝天”是盼着站得高、望得远。改名花了他五毛钱，相当于一顿午饭的钱，但他觉得值。

1965年，车间来了个新工人老刘。老刘跑过船，见过世面。休息时，他蹲在车间角落抽烟，说起香港的见闻：“那边工人月薪三百多港币，能买彩电、冰箱！街上小汽车呜呜跑，女人穿裙子露小腿！”

王朝天听着，手里拧螺丝的动作慢了下来。他算了一笔账：自己干一年攒不下200元，人家一个月就能买他几年挣不来的东西。

更让他动心的是1966年初的一个傍晚。他在废品站花两块钱淘来一台破收音机，捣鼓了好几天才出声。

某个深夜，他调到一个夹着杂音的频道，里面传来软糯的普通话：“台湾同胞生活幸福，家家有冰箱电视……欢迎大陆同胞投奔自由。”声音断断续续，但“数百元月薪”这几个字清清楚楚。他关掉收音机，手心全是汗。

那之后，王朝天常失眠。他盯着工人村斑驳的墙壁，想起父亲驼背的身影，想起粮站排队时踩脏的布鞋。台湾的广播说“投诚者赏黄金千两”，他不敢信；但“月薪数百元”像钩子一样勾着他。他偷偷打听过，香港的学徒工月薪也有40元，而台湾经济正腾飞，工厂缺工人。

母亲发现他心事重重，劝他：“咱是工人家庭，踏实过日子最保险。”可王朝天不甘心。他见过厂里退休的老工人，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晒太阳，一辈子没出过沈阳。他怕自己变成那样。

1966年9月，王朝天请了三天假，理由是“回老家探亲”，工友没起疑——毕竟他平时闷声不响，像个老实人。但没人知道，他裤兜里缝着攒了多年的积蓄，总共87块钱和二十斤全国粮票，够他跑一趟远路。

他先坐火车到广州，一路上不敢合眼。车厢里挤满串联的红卫兵，有人高声背诵语录，有人讨论“革命形势”。王朝天缩在角落假寐，心里却盘算着怎么躲过边防检查。

他听说过有人偷渡失败被送去劳改，也听说过有人成功到了香港“享福”。想到台湾电台里说的“月薪几百块”“家家有冰箱”，他攥紧了拳头。

到广州后，他假装参观革命景点，暗地里摸到深圳河边。天黑后，他躲进芦苇丛，把衣服和钱裹进塑料袋，用麻绳捆在身上。他打算游到香港。

下水时，九月的水已经刺骨。他水性不好，游到一半差点被浪打翻，远处边防巡逻的手电光扫过来，他赶紧憋气沉下去，呛了好几口水。终于爬上岸时，他瘫在泥地里半天动弹不得，只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

上岸后，王朝天按电台里记下的地址，找到一家杂货店。对完暗号，店里的人把他带进地下室。台湾方面的联络员是个中年男人，说话带着闽南口音，先给他换了干衣服，又端来热汤面。

饿急的王朝天狼吞虎咽，对方却拿出本子开始问话：“老百姓吃不吃得饱？”

王朝天知道表现的时候到了。他把在大陆的事情夸大的说，只是为了符合对方的意思。

他知道，把大陆说得越惨，对方越重视。

之后两周，他被安置在香港的临时住所，每天有人来教他“台湾礼仪”：怎么用刀叉、怎么系领带，甚至怎么喊“蒋总统万岁”。

他们让他背熟一套说辞，重点强调“自愿投奔自由”“感恩台湾收留”。王朝天练得认真，因为他听说表现好能分到房子。

1966年12月24日，基隆港飘着细雨。王朝天一下船就被闪光灯晃得睁不开眼。记者举着话筒往他面前塞，穿军装的人用力拍他肩膀：“义士，欢迎回家！”

第二天，他被带到台北士林官邸。79岁的蒋介石穿着中山装，握手时手掌干瘦，说了句“有志气”。蒋经国站在一旁微笑，但眼神没在他身上多停留。

摄影师喊着“看镜头”，王朝天赶紧挺直背挤出笑容。这张合影第二天就登在了报纸的头版，标题是“红卫兵弃暗投明”。

真正的重头戏是12月27日的记者会。

上台前，工作人员递给他一件故意撕破的旧衬衣，低声叮嘱：“就说这是你在大陆最好的衣服。”

王朝天照做了，举起衣服时还刻意抖了抖，台下顿时一片快门声。他越讲越激动，最后几乎喊起来：“感恩蒋总统！感恩自由祖国！”口号是早就背熟的，但这一刻他真觉得自己成了“人上人”

初到台湾的头两个月，王朝天的生活乍一看还挺风光。

他被安排住在台北市区一间小单间里，房间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是全部家当，但比起很多人露宿街头，这已经算“优待”。

每月他能领到200台币的生活费，按当时的物价，这笔钱够应付吃饭、坐车和日常零用。更让他感到被重视的，是频繁受邀到学校、机关演讲。

那些邀请来得很快，有时一周要跑三四处，讲台下坐满了学生、公务员、军人，甚至还有新闻记者，镜头和话筒总对着他。

每次上台，他都会特意穿上那套在来台前就准备好的破衣——衣服上有不少缝补的痕迹，颜色灰扑扑的，看上去像是穿了多年、吃尽了苦头。

他站在台前，先低着头，用缓慢的语气讲自己“从大陆来”的经历，然后把大陆生活描述得“比稀粥还惨”，说粮食定量不够，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的，锅里飘着几粒米，小孩饿得直哭，大人面黄肌瘦还要下地干活。

为了增加“真实感”，他还会用手比划碗的大小，形容粥稀得能照见人影，甚至说自己曾经靠挖野菜、啃树皮才活下来。

台下的听众听着，有人皱眉，有人叹息，更多的是露出同情和愤慨的表情。每当讲到“惨状”时，掌声就会热烈起来，不少人站起来喊“打倒压迫”“珍惜自由”之类的口号。

王朝天发现，自己说得越惨，掌声就越烈，于是愈发夸张。有时他会临时加些细节，比如说冬天没棉衣，冻得手指发紫；或者说一家人合用一条被子，夜里翻身都难。

这些话，他讲得顺溜，却不是真的——他心里清楚，大陆虽然不富裕，尤其在一些偏远农村生活艰苦，但远没有到“吃不饱饭”的地步。那些细节，是他为了迎合听众、维持“投诚者”身份，刻意编出来的。

谎言成了他的工具。他知道，台湾当局需要他这样的“现身说法”来证明大陆生活的“黑暗”，来强化自己统治的正当性。

他配合演出，当局就给他住的地方、发生活费、安排演讲，让他有存在感。

他像一个被推到前台的角色，台词是现成的，表情要配合，情绪要到位。起初他还觉得，这是一种“任务”，完成了或许能换得安稳日子。

可他心里明白，这些话一旦说过，就不能回头，回头就是否定自己，否定那些掌声和笑脸。

但这种风光没持续多久。

1967年以后，情况急转直下。

演讲邀约明显少了，有时一个月也接不到一次邀请，学校的礼堂不再等他，机关的会议室也换了主讲人。

生活费开始拖欠，原本月初就到账的钱，拖到月中、月底才发，后来干脆断了两个月。他去问负责接待的人，得到的答复总是“最近经费紧张”“再等等”。

他隐约感到，台湾当局对他的“利用价值”已经耗尽了——新鲜感过去，政治宣传的需求减少，他这个“大陆难民”的样板，就不再那么重要。

更让他愤怒的事接踵而至。

来台湾时，他随身带的几十元人民币和一些粮票。当时入境，这些财物是以“代为保管”的名义收走的，说是怕不安全，等安顿好了再发还。

可当他去要的时候，对方却推来推去，说“账目复杂”“要层层审批”，再后来干脆说“找不到了”。他一次次跑相关部门，递交申请，得到的回复要么是敷衍，要么是直接拒绝。钱和粮票就像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

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钱和粮票不仅是经济上的依靠，更是他心理上的安全感。他原以为，这些东西能帮他渡过刚到台湾的难关，也许还能做些小买卖补贴生活。

可当局一句话“保管”，就把他最后的底气也拿走了。他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所谓的“照顾”只是利用，利用完了就撇清，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也要吞掉。

1968年起，他的生活陷入困顿。没有稳定收入，200台币的生活费早就停了，靠偶尔打零工维持，可他没技术证书，也没有像样的经验，找工作处处碰壁。

他去应聘搬运工，人家嫌他年纪偏大；去餐馆洗碗，嫌他动作慢；去工地做杂活，又嫌他没有力气。一次次的拒绝，让他心里积压的怨气越来越重。

他开始在熟人或同乡面前抱怨，说台湾当局“虚伪”“欺骗”，说他们嘴上讲得好听，实际是用完就丢，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给。

这种怨怼不是一时的气话，而是日子熬出来的感受。他看着街上那些本地人安稳过活，再想想自己当初在台上讲的“悲惨故事”，只觉得讽刺——他为了配合宣传，把大陆说得很惨，可真正落到自己头上时，台湾并没有给他比大陆更好的境遇，反而让他尝到被抛弃的滋味。

1969年初，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他写了一封长信，信里把自己来台后的经历一五一十写出来，痛骂当局背信弃义、虚伪无情，说他们利用完投诚者就弃之不顾，连钱和粮票都要吞掉，还让他四处碰壁、活不下去。

信写得很直白，没有拐弯抹角，每一句都带着火气。

写完后，他托人寄给几个部门，还抄了一份留在手里。

可他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的灭顶之灾。

1969年2月的那个深夜，台北的风像刀子一样刮着街巷，家家户户早已熄了灯，只有偶尔驶过的巡逻车，车灯在暗夜里划出短暂的光痕。

王朝天的小单间里，他刚躺下不久，门就被人用力敲响，几下粗暴的撞击声把夜的寂静撕得粉碎。开门的瞬间，几名穿制服的人闯了进来，亮出证件，是台湾警备总部的。他们一句话没多说，只冷冷地宣布：“跟我们走，涉嫌‘匪谍’。”

他被带上车，车窗外的街景在黑暗里一闪而过，手脚被扣住，心里的慌乱一点点变成冰凉。到了警备总部，他被直接推进审讯室。

灯光刺眼，桌子对面坐着几个神情冷峻的审讯人员，问题一个接一个抛过来，核心就是想逼他承认自己是“大陆派来的间谍”。王朝天咬定自己是“自行来台求富”，说自己是真心投靠，没有接受任何任务，更没带什么机密。

可审讯人员根本不买账。他们拿出他来台时携带财物的记录，指他“拥有巨额钱财粮票不合常理”——几百元人民币、几千斤粮票，这在当时普通人眼里是天文数字，怎么可能一个普通老百姓随身带这么多？又把他写给当局的长信拿出来，说信里“挑拨离间、诋毁政府”，是别有用心。

几轮交锋下来，无论他怎么解释，对方都认定他在狡辩。

最终，他被贴上“大陆间谍”的标签，定罪依据就是财物“来历不明”和信件“内容反动”。

在警备总部，他被关了整整三个月。

房间狭小，只有一张硬板床，连个窗户都没有，灯日夜亮着，让人分不清白天黑夜。每天有人来问话，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他的嗓子讲哑了，腿坐麻了，可立场没法松动。

三个月后，他被转到另一个拘留所，关押条件稍微松一点，但依旧是被隔离的状态，家属不能探视，外面的消息一点也进不来。

再后来，他又被押上船，船开了很久，海风咸湿，吹得人皮肤发紧。船靠岸的地方是一座孤岛——绿岛。

这里在台湾东海岸外，被当地人称为“地狱小岛”，是专门关押重刑犯、黑帮分子和政治犯的地方。岛上的监狱高墙环绕，铁丝网密布，岗楼上的哨兵昼夜盯着每一个角落。

绿岛的岁月，对王朝天来说，真是苦不堪言。

每天清晨五点，刺耳的哨声准时响起，不管你睡没睡够，都得立刻起床，排队点名，然后开始一天的劳动。

劳动内容是搬石头、修路、种地这类重体力活。石头粗糙，棱角锋利，搬久了手掌磨出血泡，血泡破了就结茧，可第二天照样得搬。

修路要在毒辣的太阳底下铺石子，汗水顺着下巴滴到地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种地则要弯腰在田里拔草、翻土，蚊虫成群，叮咬得人浑身发痒。

岛上的气候极其恶劣。夏天，太阳像火球一样挂在头顶，地表温度能把鞋底烤软，人在外面待一会儿就头晕眼花。

冬天，海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湿冷入骨，薄薄的囚衣根本挡不住寒意，晚上睡觉，被褥总是潮乎乎的，冻得人缩成一团。

饮食更是粗劣，主食是糙米饭，菜大多是咸菜、萝卜干，一个月难得见到一次荤腥，能吃上一碗有油星的汤就算是改善生活。

有一次，他和其他犯人一起修路，监工嫌进度慢，用棍子抽打动作慢的人。王朝天忍不住顶了几句，说大家已经尽力了，没必要这么狠。

结果，他被单独关进禁闭室，一关就是七天。禁闭室又小又暗，只有一张木板，连个枕头都没有，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七天里，他几乎没合眼，耳边只有自己的呼吸和偶尔传来的海浪声。出来后，他变得比以前更沉默，监工说什么就做什么，彻底“老实”了。

在绿岛，他认识了同期的一些“投诚者”，其中一个姓张，是从福建偷渡来的，大家都叫他老张。老张比他早来几年，肤色黝黑，话不多，但眼神里有种看透一切的疲惫。

两人常常在劳动间隙，蹲在田埂上歇息，望着海面发呆。聊起各自的经历，他们都感慨“被人当枪使”。当年在台上，他们配合当局演戏，把大陆说得一无是处，换来了短暂的安全和待遇；可戏唱完了，他们就被丢到一边，甚至当成麻烦处理。

王朝天说：“早知道是这样，当初真不该来。”

老张抽了口烟，慢慢吐出烟雾：“后悔也没用，路是自己选的，走下去就得受着。”

他们都知道，这种感慨改变不了什么，牢里的日子还得一天天熬。

岁月在绿岛的烈日与寒风里无声流逝。王朝天的头发渐渐白了，背脊也佝偻下来，曾经在台上慷慨陈词的模样，被劳作的艰辛磨得只剩下沧桑。

长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让他落下一身病痛——腰腿常年酸痛，一到阴雨天就像有无数针在扎；胃也坏了，吃糙米饭常反酸；双手关节粗大变形，连筷子都握不稳。

1987年，台湾解严的消息像一阵春风，吹进了许多被高墙围住的家庭。政治犯的家属奔走相告，牢门陆续打开，一批批曾经被关押的人走出监狱，回到亲人身边。

可对于王朝天来说，解严并没有立刻带来自由。他身上还贴着“匪谍”的标签，这个罪名像一道看不见的铁栏，把他继续锁在牢里。

原因很简单——他的案子被定性为“大陆间谍”，在政治敏感的年代，这种身份的人，哪怕外面风向变了，也不敢轻易放。就这样，他比别人多熬了好几年，直到1980年代末，才终于获释。

走出监狱的那天，天色灰蒙蒙的，台北的风依旧带着海腥味。他领到的东西少得可怜——一套旧衣，还有200台币现金。

旧衣是别人穿过洗旧的，款式老，尺码也不太合身；200台币，在当时的台北，连付一个月的房租都不够。

他拿着这点东西，站在监狱门口，一时间不知道往哪儿走。四十余岁的人，看着却像六十多岁的老叟，脸上皱纹深，眼神里没有光彩，只剩疲惫。

他没有技术证书，没有工作经验，身体又不好，找工作处处碰壁。大一点的工厂不敢用他，怕他的“匪谍”背景惹麻烦；小摊贩也不要他，嫌他动作慢、干不了多久。

最后，他只能去台北火车站附近摆摊卖盒饭。盒饭很简单，米饭加一点青菜和咸菜，偶尔能加点鸡蛋，一份卖20台币。

买的人多是赶车的旅客、附近的工人，一天下来，能卖出两三份到五六份，赚个五六十台币，勉强够吃两顿饭。

火车站人来人往，脚步匆忙，很少有人会多看这个驼背的白发老人一眼。他蹲在小马扎上，低着头装饭，手因为关节痛，动作有些迟缓。

有人好奇他的来历，问起他是不是当年那个“投诚英雄”，他只是沉默，不承认也不否认。有人认出他“红卫兵”的身份，追问他在大陆的经历，他也只是低头继续手里的活，像把那些过往都埋进饭盒里。

1990年代初，有人在台北街头见过他。那是个傍晚，车站附近灯光昏黄，他依旧蹲在路边，面前摆着几份盒饭，白发在风里乱蓬蓬的，背驼得厉害，装饭的动作慢得像个静止的影子。

路人来来去去，偶尔有人停下来买一份，更多人是瞥一眼就走。面对“红卫兵”身份的追问，他依旧沉默以对，像一尊不会说话的雕像。

从那之后，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是继续在街头摆摊，还是病倒在哪个角落，甚至是什么时候走的，生与死，境遇如何，都成了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