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昂体育
意昂体育

热线电话:

孤孙遗珠:马相伯的后裔马玉章

发布日期:2025-08-19 07:06    点击次数:57

孤孙遗珠:马相伯的后裔马玉章

200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迎来了百年华诞。庆典大会尚未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便向在座的全体师生一一介绍了莅临的尊贵嘉宾。首先亮相的是复旦大学创办者数位先贤的传人。其中,坐在贵宾席正中央、轮椅上的那位长者,便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的嫡孙女——马玉章女士。在热烈的掌声中,老人示意主持人将轮椅转向,面向众人。随之,全场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对祖孙两代跨越世纪的老人所表达的深深敬意。对于91岁的马玉章女士来说,这或许是她晚年最感荣光的一刻。

寡孙孤媳

1914年10月17日,马玉章诞生于北京西城区,成为马相伯唯一传世的第三代嫡系子孙。她与祖父共度了25个寒暑春秋。在这期间,她亲身参与并见证了祖父参与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与社会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位出身平凡的孙女,因拥有这位显赫的祖父,其命运亦随之波澜壮阔,悲喜交加。

让我们从马相伯的一份遗嘱谈起,马玉章无论何时都能逐字逐句地复述出来:

唉!自清朝外交失利以来,我国缺乏继往开来的才干,仅对科学略知一二。于是,我毅然决然投资兴学,于海上创立震旦大学,培育出一批批杰出人才,为国家所用。未来,我期望他们能继续实现我的美好愿望。至于家务事,更是重中之重。我有一子早年去世,膝下无嗣。孙女玉章出嫁,应继承马姓,成为我的继承人。加之我子早逝,儿媳孤苦无依。震旦大学在我捐资之下,应负责我的生活费用,由儿媳邱氏代为继承,直至继承人独立为止。此为我终老之际的遗嘱,此前所立之任何字句若与此相悖,均视为无效。相伯亲笔立此。

这是马相伯在舍去家产之后,为孙女未来生活所作出的一番筹划。实则,世事变幻莫测,这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愿望。

“我们能过得去。”并请邵伯伯放心。不久后,马玉章得知邵先生已返回北京,并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做了反映。不久,上海市委统战部便邀请她前往。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却让马玉章既感哭笑不得。

“这位先生,您想知道我与马相伯先生是什么关系吗?”一位年约五十的干部询问道。

我是马相伯之女。

马相伯与震旦大学有何关联?

“我爷爷创立了震旦大学。”

“你误会了,震旦大学是国民抗争法国人,从他们手中收复而来的,与你的爷爷并无瓜葛。”

马玉章顿时怒斥道:“既然与我家祖父无关,与我亦无瓜葛,那你何必来找我?”

那干部一时语塞,马玉章便起身离席。数日之后,区委统战部特邀马玉章出席,对其进行了热情友好的接待。他们告知,自即日起,每月将给予她20元的补贴,并告诉她电话通知后即来领取。在马玉章的印象中,确实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补助,但后来便悄无声息了。她表示,不愿让邵伯伯为此担忧,决定不再提及此事。

薪火相传

马玉章自解放以来的人生,每一步都紧密地与爷爷的联系交织在一起。在五十年代初的上海,并非所有高小毕业生都能顺利进入初中继续学业。身为市人大代表的马邱任我,目睹众多儿童因家境而失学,于是创办了一个会计补习班。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他找到了市教育局长戴伯韬,并请求创办一所民办初级中学。恰巧戴局长与马相伯是同乡,自幼便听闻马相伯捐献家产以兴学的事迹。“大教育家的精神得以传承,岂有不支持之理?”戴局长随即批准了这一请求。这便是上海较早成立的民办新申初级中学。马邱任我担任校董,而马玉章则成为了一名英文教师。后来,学校并入蓬莱中学,直至马玉章退休。母女俩秉承爷爷重视教育、兴办学校的遗志,在几间简陋的教室里,年级间的课程轮换进行,将平民学生视如己出,悉心教养与呵护。那时,常有家境贫寒的家庭无力支付学费或购买文具,马玉章便会亲自写下纸条,请求总务科先行垫付,再从她的月薪中扣除。

数十载岁月里,资助贫困学子的善举不计其数。实则,民办学校的工资水平向来不高,马玉章先生在早年便已退休。直至2000年初,他的退休金才勉强度过千元。在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庆典之际,复旦中学重建了校门牌楼,特邀请马玉章先生主持剪彩仪式。仪式结束后,马玉章先生便将精心准备的两千元捐给了校方,用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校长谢志钧先生回忆起第一次拜访马玉章先生时,看到这位名门望族的传人竟生活在如此简陋狭小的两室户中,不禁感到十分意外。他致信马玉章先生道:

十一月十五日,这一天载入了历史的记忆,见证了马相伯先生所创办的复旦公学李公祠老校门的重修落成。在这片曾留下您爷爷足迹的土地上,您荣幸地成为了开启新篇章的第一人。复旦中学的全体师生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同样是在那一天,您委托我将资助贫困学生的款项交付入库。虽然与您的见面次数不多,但您及其家人的遭遇,实令我感怀。我们或许无法为你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然而您却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仁爱之心。

在上海向明中学的百年校庆上,校址即马相伯先生昔日捐出的八块地皮之一,徐汇中学的马相伯先生铜像亦同期揭幕,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亦庆祝其百年华诞,均诚邀马玉章老先生担任嘉宾。每逢此类盛会,马老总是慷慨解囊,捐资助学。她常常言道:“我爷爷如此慷慨,我亦应秉承其志,贡献自己的力量。”

“毁家”新解

马相伯先生倾尽家财兴办教育,其事迹被史册誉为“毁家兴学”。但马玉章先生却认为,“毁家”之实,远不止于捐献全部家产。祖父马相伯先生在北京全心投入教会事务,1903年创立震旦大学,1905年又创办复旦公学,无暇顾及家庭。其妻一怒之下,携长子返回山东故里,不幸在吴淞口遭遇风暴,不幸遇难。马相伯先生悲痛欲绝,将次子马君远送往西贡教堂的孤儿院,并将女儿马宗文托付给弟弟马建忠抚养。直至马建忠的长女得知堂弟在外艰辛,身患终生病痛,方将其接回家中同住,直至帮助其成家立业。由于马相伯先生并无积蓄,仅靠政府顾问的微薄薪金勉力维持生计,马君远带着妻子马邱任我来到上海谋生,在复旦公学担任美术教员,育有一女马玉章。然而,马君远不幸病逝,留下妻子和年仅六个月大的女儿。马相伯先生既无子嗣,族人便以为他必定还有大量财产留给了媳妇和孙女,由此引发了家族对遗产的觊觎与纷争。恪守传统妇道的儿媳马邱任我,立志终身守寡,侍奉老人,抚养子女。马玉章先生认为,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比起捐尽家产,更贴近“毁家”的真谛。

事态的发展远不止于此。1955年,上海爆发了天主教教区的“龚品梅反革命”案件,由此牵连了众多无辜者。天主教徒马玉章,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与母亲马邱任我因参与教会常规活动而一同被送入改造学习班。在“反右”运动中,马邱任我本应被戴上右派帽子,但由于她年老体弱,责任便转嫁给了女儿,导致马玉章失去了中学教师的职位,并被下放到上钢三厂从事体力劳动,具体工作是在黄浦江码头搬运铁块,工资也因此降低三级。这位曾经的贵族女性,竟能忍受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奇迹般地坚持了下来。一次,在下班前搬运最后一块铁块时,她突然头晕,倒在了江边,昏迷不醒。幸得一位同样还未下班的女性工人及时发现并救了她,否则她可能随着涨潮而失去生命。那时,马邱任我正重病在床,马玉章每日下班后还需回家熬药、照料母亲。马玉章感慨道:“幸亏母亲当时卧床重病,否则我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劳动改造之苦。”

马玉章的配偶谢文辉,毕业于我国清华大学工科,抗战胜利后,得马相伯先生的弟子于右任引荐,赴哥伦比亚从事冶金研究。1949年,随着大陆的解放,他被迫滞留海外,音信全无。然而,马玉章依然定期收到丈夫寄来的生活津贴。为了便于收取,这些款项直接寄往了学校总务处。遗憾的是,1961年,谢文辉在南美不幸遭遇刺客袭击,马玉章从此便守寡终身。

“文革”的狂潮席卷而来,学生红卫兵揭露了马玉章的祖父曾捐献三千亩土地以创办大学,此人遂被定性为“特大地主”!他的孙女,自然也被视为“大地主崽子”,未经任何辩解,便被押上台前进行批斗,并被逼供出享受剥削生活的罪行。而那些从国外寄来的美元,则被诬指为“特务经费”。老人百口莫辩,一记重拳砸下,当场将他的前牙打落了一半。牙床骨变形。到了晚年,饮食全靠半流质。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师,被学生打得皮开肉绽。儿子马纪龄当年是体校的学生,篮球队员,被抓进监牢,也要交代揭发妈妈的“罪行”。每当老人述及这段往事,神情十分平淡,微微的摇摇头,说了一句:“这也属于毁家啊? ”她认为,幸亏母亲在1965年去世,算是逃过了“文革”灾难。

新时期的“复活”

“祖父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自己也总是这么认为,即不过是中国四亿人口中的普通一员。”然而,在复旦大学百年庆典之际,以及媒体的一再邀请下,老人终于同意以自己的名义,撰写一些关于祖父的回忆文字。面对师长的嘱托,她婉拒不得,只得应允,并以“复旦是我的恩师,师命不可违背”为理由,撰写了为数不多的短文。在那些年月,她那宁静简陋的居所一度门庭若市,接待了来自各地的学者、记者,以及与马相伯有关的单位,如复旦大学、复旦中学、徐汇中学等,还有影视创作单位的采访与邀请。由于她的面容与祖父极其相似,雕塑家在塑造马相伯的塑像时,邀请她担任模特儿。老人对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但她竭尽所能,提供了所有所需。如今,我们能看到的许多关于马相伯的史料细节,其中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情节,便源自老人的回忆。

马玉章在晚年,见证了爷爷灵魂的另一种归乡之旅。如今的徐汇区蒲汇塘路55号,董恒普职业技术学校的所在地,曾是著名的土山湾孤儿院。在这座建筑的三层楼西端,约有四至五间房,便是马相伯先生度过余生二十余载的旧居。2007年9月4日,正值学校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徐汇区人民政府在此举行了盛大的马相伯旧居揭牌仪式。马玉章先生受邀出席,受到了上海市文化广播管理局及复旦大学领导、马相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众多教育文化部门官员的热烈问候与美好祝福。

自“文革”落幕,马玉章先生屡次重返故土。专家学者与政府部门对马相伯先生的故居进行了深入的考证研究,早已萌生了恢复故居的念头。故居内的客厅、卧室、书房、厨房以及秘书的居所,除了马相伯先生当年的友人留下了部分原始的文字记录,主要依靠马玉章先生的回忆和辨认。至于右任先生特别为马相伯先生定制的室外电梯,马玉章先生经过多次定位,大致锁定了其位置。鉴于征集文物展品等工作尚需时日,政府部门先行正式挂牌,以此作为永恒的纪念。

2007年,徐汇区于土山湾马相伯旧居之畔设立了土山湾博物馆,并着手搜集展品。马玉章毅然决然,将家中珍藏的最后一件纪念品——爷爷在百岁寿辰时所制的两只寿碗,以及一件爷爷的丝绸锦缎棉袄,慷慨捐献。领导们向老人颁发了证书并赠送了慰问金,老人虽接受了证书,却坚决拒收慰问金。大女儿马百龄表示:“我们马家绝不为任何遗物换取金钱,所有捐赠均无偿进行。这,便是我们马家的坚守原则。”

“唉,我的一生仿佛始终与爷爷的轮廓紧密相连。无论是喜是忧,无论是欢笑还是挫折,似乎都像是爷爷的旨意。你瞧,归根结底,不都是因为爷爷捐赠了三千亩土地,创建了震旦大学,成就了一桩善举吗?”这位长者曾多次发出如此的感叹。这或许是他深思熟虑了一生的谜题,既领悟又未完全领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