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梁衡（《人民日报》前副总编）

一项伟大事业的成功，历来源于经验与教训的双重积淀；一个政党之正确理念，亦是在不断克服错误的过程中孕育而成。

恩格斯：苹果切半即非苹果。

一个历经百年的政党，若未曾犯过错误并勇于改正，便无法走到今日之境地。在欢庆我们当前的辉煌成就之际，我们又怎能忘记那些为了纠正党的错误而付出沉重代价，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

代表人物：张闻天。（文末附有视频《张闻天：一位被历史所遗忘的杰出人物》）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任中共总书记。

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指出，在他执掌中共领导之前，党内历经五位书记的领导，依次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则由李立三实际负责）、博古以及张闻天。

毛泽东赞誉张闻天为“明君”，并戏称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有趣的是，在长征期间，毛还是促成张、刘二人美好姻缘的“月老”呢。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际，张同志接替博古同志担任总书记一职，恰似在战局不利之时担纲重任，于国家危难时刻受命前行。

至1938年，共产国际正式确立毛泽东为领导者，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一职，历时四年；而直至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举毛泽东担任主席，标志着组织层面的权力交接完成，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任期则达到了八年。

无论历时四年抑或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均构成了中共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转折点。鉴于中共自1921年建党至1949年夺取政权，其历程总计不过28年。

回顾往昔，张在担任第五任总书记期间，成就了三件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一是将毛泽东推升至领袖之位，成就了一位伟业。

二是妥善应对西安事变，把握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在此过程中，共产党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实力也逐步增强。

三是，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成功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抗日战争，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确立了抗战的领导地位，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自此，我党势力日益壮大，直至最终夺取政权。

毛泽东、周恩来及张闻天（图中右一）共同留下了红军时代的珍贵合影。

张闻天与毛泽东同怀炽热的革命信念与无畏的献身精神，然而，他们的出身背景、人生轨迹、知识构成以及个性特点却有着显著的差异。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至1943年延安整风前夕，共事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时期，亦正是张闻天在党的建设史上贡献了三大显著功绩的黄金岁月。

何方先生经过深入研究，发现自1935年10月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起，直至1938年9月召开的六中全会，毛泽东与另一位领导人联名（常以“洛、毛”署名）发出的电报竟高达286份。

在此阶段，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首要，谨慎地携手合作，彼此间相互尊重。

一旦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审问”，而张学良则倾向于和平解决，毛泽东随即表示赞同；红军抵达陕北后，关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张主张北上，毛泽东则坚持东渡，最终张学良也同意了毛泽东的观点，并率领中央机关亲率军队，随军出征。

自古以来，明君与能臣的携手共进往往被视为国家的幸事，随之而来的是国势的蒸蒸日上。张、毛二人的合作，那段美好的蜜月期，亦见证了全党政治生活的蓬勃上升。

张闻天性情温润，谦逊有礼，从不沉溺于权力。担任总书记一职期间，他曾三次主动提出辞去职务。

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

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将我的总书记职位让与他人。”然而，毛泽东坚决反对，最终导致周恩来不得不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

1938年，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忍辱负重20年

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的号角吹响，张同志身为政治局委员，毅然决然地请求前往东北开展新的工作——这与他当年主动请缨赴上海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壮志豪情如出一辙。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了两个小省的省委书记。尽管这样的安排看似带有贬低的意味，但张同志却毫不在意，他坚信，只要有事可做，便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在晋西北与陕北的实地考察中，张便对经济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当他自己掌权之际，他迫切地希望能够亲自为民探寻一条通往经济发展和富裕之路的切实途径。

勤于思考、热衷于探索新问题，这几乎是张氏的天赋特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与战友们齐心协力，促成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彼时，他亦热切期盼，党组织能够引领国家实现从战争状态到和平建设的转变。

他积极地为农村合作社提供指导，强调发展步伐不宜过快，应先从“合作供销”入手，之后再逐步推进“合作生产”。合作社的核心在于实现分红，若仅仅是为了增加收入而组建，那又何谈是真正的合作社呢？

随着新中国的即将诞生，他前瞻性地概括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六种经济形态，并大胆地提出了中外合资的构想。这些独到的见解，多数被纳入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之中。在东北那段时期，他度过了一段职业生涯中最为舒心的时光。

然而，风光无限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1951年，他再次被调任为驻苏联大使，此举显然带有外放的意味。毕竟，一位政治局委员出任驻外大使，这在职位上明显存在不匹配。

1951年，张闻天任驻苏大使。

他向陈云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期望能够归国后转而投身经济领域的工作。鉴于当时周恩来身兼外长职务，工作繁重，上级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将他调回国内担任常务副部长。然而，由于外事活动的需求，他并未能频繁地崭露头角。

1956年，在党的八大召开之际，他作为一位分管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本拟就外交议题发表意见，然而，他的请求却遭到了婉拒。

即便身处权力核心之外，张闻天作为旁观者，在众多重大事件中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沉着冷静。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坚守岗位，于外交部竭力进行抵制，成功庇护了一众同仁。

1958年，正值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狂热的氛围，浮夸之风席卷而来。尽管他并不负责经济领域，他却毅然决然地反对盲目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屡次发表直言不讳的批评。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国提出了钢铁产量翻番的宏伟目标，并号召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积极响应和集体行动。

十月间，他赴东北进行考察，目睹土高炉如雨后春笋般遍地涌现，遂向地方领导指出，此等做法实不可取。

重返京城，他发现连自己所在的外交部大院亦筑起了简陋的小高炉。他直言这是胡乱行事，坚决要求立即停止。

张闻天在党内留下的印象，常被定格为曾犯过错，被认为不宜重用，似乎可有可无。

对于张而言，在这二十载岁月里，无论赋予多少权力，承担多少辛劳，他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国家的利益为先，只要能够投身工作，便无怨无悔。

他素以勤于思索著称，日复一日地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与工农群众亲密接触，亲力亲为地投身工作。加之其坚实的理论基础，自然而然地孕育出诸多独到见解。

不论如何审视他、对待他，无论是对党、对国、对民，还是对真理，他始终坚守着说真话的原则。

庐山争论在即。

1955年，左起：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一鸣惊破庐山雾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完成了手术，7月2日，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尽管他原本可以缺席，然而鉴于会议的核心议题为“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毅然决定亲自出席。

彭德怀将军方才结束了对八国的访问，身心疲惫，原本无意登山。张力力劝他前往，强调这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关键时刻，即使只是聆听一番，亦不可错过。

不采纳此劝，竟致两人终生祸患。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载，党的干部依旧保留了诸多战争时期的思维模式。他们奋勇向前，不惜任何代价，坚决不允许气馁，亦不容许动摇军心。

某些人士则热衷于鼓噪助威，诸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之流便是其中代表。

在这段时间里，彭德怀因一封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做法的批评信，引发轩然大波，使得会议议题迅速转向了对右倾思想的猛烈批判。

这亦折射出当时全党对于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律尚缺乏深刻理解。

张闻天心中积压的话语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倾诉出来，不吐不快。他拿起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洋洋洒洒地写满了四五张，还不时用红笔圈画着重读之处。

田家英得知他即将发表言论，便急忙拨通电话提醒道：“切莫再提及‘大炼钢铁’之事。”

他搁下电话，沉思片刻，对秘书吩咐道：“无需理会。”

胡乔木预感到风声鹤唳，于21日凌晨拨通了电话，劝他此时宜缄默其言，若确有必要发声，亦宜尽量减少对不足之处的提及。

张表示：吾意已决。

1959年，张闻天庐山

21日的午后，张怀揣着这几日熬夜整理的发言提纲，步履坚定地从177号别墅出发，朝着华东组的会场前行。庐山之上，又将有一枚炸弹即将引爆。

与彭德怀的通信有所区别，张的发言不仅陈述事实，更着重于挖掘问题的根源，且以经济学与哲学的深邃视角，剖析事理，阐述观点。

对于会议中那种忌讳提及不足、担忧情绪低落的声音，他明确指出，唯有将缺点剖析透彻，方能汲取教训；唯有驱散浮夸之气，方能激发内在的实干精神。归纳经验教训，切不可仅仅归结于经验不足，否则在未来的实践中仍可能重蹈覆辙。我们应当深入挖掘，从思想观念、处理方法以及工作作风等方面探寻问题的根源。例如，若出现“共产风”现象，便需从所有制形式及劳动报酬分配的原则上追溯其成因。

他或许热衷于宏图伟业，然而，务必确保主观意愿与客观条件相契合；即便推崇政治领导，亦需遵循经济规律行事。所谓“坏事变好事”，实则是指吸取教训，使不测之事转化为有益之机，而坏事本身并非善端，我们应竭力避免造成不良后果。

他强调党风，告诫不能容忍不同意见。

最终，他谈到了最为敏感的彭总的来信。尽管当时毛已明确表态，彭正处于众叛亲离的困境之中，他却依旧保持镇定，不仅为其发声辩护，还努力予以澄清。

他在柯庆施领导的华东组发表言论，实为深入虎穴，四周的目光如炬，纷纷投来愤怒。他的发言屡遭打断，会场气氛紧张得如同箭在弦上。然而，张依然从容不迫，紧抓主题，缓缓道来。

他深知这已是一场力挽狂澜的决斗，正如昔日在遵义会议中扭转乾坤那般，他将一切个人得失抛诸脑后。

遭遇干扰时，他仿佛充耳不闻，复述一遍自己的见解，然后继续深入阐述，剖析条理清晰，字字铿锵有力，宛如一位远行者坚定地踏步前行，逐步朝向既定的目标迈进。

二十载间，他的官职逐渐降低，然而对问题的洞察却愈发深刻。那繁盛一时的“大跃进”景象，那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在他眼中不过是一场“皇帝的新衣”的闹剧，对百姓和国家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终需有人勇敢地揭开这层虚假的面纱。

他滔滔不绝地演讲了整整三个小时，成为了下午唯一发言的人。整理出来的文稿篇幅长达8000余字。

毛泽东大为震怒。

在7月23日的第二天，毛泽东发表了一场语气激昂的讲话，此举令全场震惊，一时间寂静无声，整个庐山仿佛都随之颤动。

会议结束，众人皆低首注目脚下，气氛沉寂，唯有步履声此起彼伏，悄然穿行于出口。

8月2日，毛同志再次召集全体中央委员攀登峰巅（林彪称之为召唤援兵），此次会议的性质由此转变为中央全会——即八届八中全会。

今日，毛在会议上点名批评张闻天，指责其旧疾复发。紧接着，他又撰写了一封书信，内容充斥着对张的批评与质疑，并在全会上予以印发。

7月23日及8月2日的演说，以及此封来信，均令张大为感到极大的震撼。

他本是以忠诚之心直言进谏，又依据事实阐述长短优劣。正当此时，上下情绪激昂，他竭尽所能，倾注毕生所学，平日的研究成果，为党献上一个救治之方。

在田家英与胡乔木屡次劝阻他发表言论之际，他亦曾深思其事。经过反复权衡，他轻抚讲稿，对秘书坦言：“此稿已颇为成熟，恐怕即便有人试图反驳，亦难有成效。”

但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并驾，相辅相成”、“反党集团”。

会议随即引发了广泛的响应，对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同时也不忘翻出他过往的旧账，指责他历史上始终摇摆不定，时而偏左，时而偏右。

他由此跻身“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行列。

为维护党的团结，张闻天本着顾全大局的精神，违心地进行自我检查，并提交了一份长达一万字的检讨报告。

尽管如此，他依旧未能如愿。在那9日的清晨，他步出会场，沉默寡言，招呼了一辆马车，径直驶向山顶的望江亭。眺望山下，江汉辽阔，四周苍茫，乌云翻涌，夕阳如血染。他的内心焦虑万分，泪水在眼眶打转，却难以落泪。

他多次求见毛，被拒。

会议落幕之际，张闻天于8月18日步出山区，重返北京。

留得光辉在人间

庐山别后，张毛永别。

1960年春，张先生康复初显，随即致信毛泽东，期望获得一份工作机会，却未得到回应。

他咨询邓小平，邓建议研究国际问题。

再次寻求刘少奇的指导，他建议还是专注于经济建设，尽量避免涉足中苏关系的复杂领域。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仍背负着“里通外国”的嫌疑。

他拜访了负责经济事务的李富春，李富春表示正急需像他这样的人才。然而，三天之后，他却表示犹豫，不敢轻易启用。

随后，中组部委派他前往经济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他即刻返回家中，将书房内原本堆放的英文、俄文版外交问题书籍悉数移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排经济学类书刊。他随即重新研读起《资本论》。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前后，我国局势终于迎来了一抹曙光。中央高层开始深刻反思自1958年以来的种种失误，毛泽东、刘少奇两位领导人在会上均进行了自我批评。

张洋溢着喜悦之情，完成南方地区的实地调研后，便向中央提交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若干意见》。

不料此番举动亦被视为翻案之举，我随即被剥夺了参与中央会议和审阅文件的权限，并被移交专案组进行审查。

随着“文革”的爆发，这位昔日的总书记再度遭受了类似于当年农民对待地主游街时的侮辱和羞辱。

他每日清晨，身着整装，手握月票，挤进公共汽车，准时抵达指定地点，接受批斗。

午后，他的妻子刘英——与他一同历经长征的资深战友——在黄昏的门槛边，忐忑不安地期盼着他能够安然归来。

张闻天、刘英

他患有冠心病，在遭受批斗的过程中，已不止一次发作，仅是依靠一片硝酸甘油才艰难地挺过难关。尤其是在1968年的夏季，七月、八月和九月三个月间，他竟然被批斗了十六七次。

他被迫提供虚假证词，用以陷害忠良之士。每当遇到此类情形，他总是断然拒绝，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以保护干部。他以自身之罪为陈云、陆定一等同志洗脱冤屈。

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份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

身处困境，节操更显，即便身受欺凌，名誉受损，生命岌岌可危，他依旧坚守节操，不改初心。

他将列宁的名言镌刻于台历之上，以此作为自己不懈的追求与信念。

“为了深入剖析与细致审视各式各样的状况，自个儿的头脑理应悬挂于肩。”

自文革爆发以来，张闻天饱受摧残，自1966年8月9日起，他屡遭批判与斗争。他常乘坐公共汽车前往机关接受批斗，而这正是他专用的汽车月票。

1969年10月18日，他以化名“张普”被遣送至广东肇庆地区流放。

在肇庆的五年，成为了他生命旅程的尾声，亦是他思想之光的璀璨巅峰。

位于软禁张闻天之处的这座小山丘，名为“牛冈”，其面积略超牛棚，然而，张闻天依旧未能获得丝毫自由。

他犹如一名坚韧的摔跤手，屡遭摔落，被无情地抛至台下。然而，他并未急于挣扎着起身，亦无力即刻挺身。于是，他选择了暂时放慢脚步，让自己静默片刻，平躺于地，凝视着天际悠游的流云，沉思于生活的深层哲理。

每当夜幕低垂，星辰点缀长空，他便身着外衣，手揽书卷，细细品味人生的真谛。

他时常回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求学的岁月，那些与毛泽东并肩在长征途中共同反思五次反围剿战役失利的情景，以及庐山上那场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

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

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

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

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

他将这些点滴所得，凝聚成文。这些文字如同经秋的红叶，着霜的寒菊，字里行间满是血泪，声声都饱含着无尽的哀愁。

1975年，张闻天夫妇居无锡汤巷。

汲取了七千人大会的深刻教训，张闻天专心致志于笔耕不辍，深藏其笔锋，秘而不宣。

面对“文革”的混乱似乎永无止境，他遂命侄儿将文稿亲自抄录成三份，尔后毅然将原稿付之一炬。

文章仅藏于后世。

这批价值连城的抄件，幸得刘英呈递于王震，方得妥善保存。学界遂以其内容命名为《肇庆文稿》。

多少年后，当我们翻阅这部《文稿》，不禁感受到其光芒四射，英气逼人，宛如一位先知在路旁为后世悄悄埋下的一张纸条。

在那个狂热纷扰的时代，作者竟能保持冷静与勇气，直击问题的核心，令人不禁为之叹服。

仅从这些文章的标题中，便能窥见其努力破解时代迷雾的决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研究》。

不妨翻开那页泛黄的书籍，倾听他在四十年前所发出的震撼人心的声音：

生产力乃根本所在，若脱离发展生产力而单纯追求改革生产关系，则显得虚无缥缈，颇具讽刺意味。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不应急于跃入共产主义社会。

阶级斗争实则是对各阶层物质利益的追求之战，它难以根本改善民众的日常生活。共产主义理念，不过是一幅描绘未来的幻境，用以聊以自慰。

执政后最危险是脱群。

他的言辞，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以及“文革”等运动中存在的种种失误，实则是在为党的事业开出治疗之方、施行手术之策。

1974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张闻天同志得以重返组织生活。

十月份，他在给毛的信中倾诉，自己已是风烛残年，渴望能够返回京城居住，以便接受治疗。

毛泽东批示道：“迁居北京居住，似非妥善之举，建议更换他处居住。”

张心系重返故里上海，然不得其愿。于是，在1975年8月，他被安排至无锡定居。

张闻天生平最后照（无锡梅园）

翌年，即1976年7月1日，适逢党的55华诞之际，这位历经五朝的总书记，于他乡悄然离世。一月，周恩来逝世；七月，张闻天与朱德亦告别人世；九月，毛泽东也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遗嘱，决定将解冻的存款以及补发的工资悉数上缴为党费。

距打倒“四人帮”仅剩三个月。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需遵循以下安排：不举办追悼会，骨灰将留存在当地，且在火化过程中，不得使用真实姓名。

妻子刘英送来的花圈上仅能书写：“谨献于老张同志”。

火化仪式完成后，逝者的骨灰却不得安置于骨灰堂，只得暂存于一个储物空间之内。

自他离世三个月后，“四人帮”终告覆灭，三载光阴流转，党中央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以昭雪其冤，恢复其名誉。

邓小平在悼词中评价道：“他作风严谨，胸怀全局，光明坦荡，勇于斗争。”

在1985年，适逢张闻天先生85周年诞辰之际，其《张闻天选集》得以问世；紧接着，于1990年，先生90周年诞辰时，推出了四卷本、总计110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到了2010年，张闻天先生诞辰110周年之时，学术界和思想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张闻天的热潮，众多研究专著也应运而生。

还汝洁白漫天雪

2011年元旦佳节，我特地踏上庐山，旨在探寻张闻天先生的往昔足迹。

一入住，我便提出希望能参观一下他曾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居住的177号别墅。

主人说，已拆除。

我提议，不如前往原址进行一次缅怀。那座经过改造的房屋已变为一栋崭新的二层楼房，其中旧日的痕迹早已难以寻觅。

屋内居住着一位省级领导，我提及此行是为了探访张闻天的故居，他却显得困惑不解。

我心中忽生寒意，即便当地的高层官员对此不甚关注，难道他真的已经淡出了众人的记忆？

翌日晨曦初现，我悠然醒来，方觉一夜之间，大雪纷飞，悄无声息，漫山遍野尽成银装素裹。

即将踏上归途，我不禁想要最后一次凝望那座177号别墅。此刻方才察觉，从我所在的173号别墅沿着斜坡而下，便是毛泽东于1970年攀登而至的175号别墅；再向下延伸，则是1959年彭德怀曾居住的176号，以及张闻天所住的177号。

昔日的三位巨人，曾在此地争执不休，却不料如今竟毗邻而居，彼此相依相伴。

1955年，毛张会晤。

1970年，毛泽东于175号居所逗留了23日，日日往返其间，抬头与低头间，不禁对那“屋”怀人，难道不曾忆起彭德怀与张闻天？

现在是冬天，本就游人稀少，这时天还早，177号就更显得冷清。新楼的山墙上镶着重建时一位领导人题的两个字：“秀庐”。

我心中所想，是为这所居所取名为“冷庐”或“静庐”。往昔，这里曾居住一位思想深邃、头脑冷静的哲人。

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狂热氛围中，张闻天独自于这所房屋内挥毫泼墨，撰写了一篇极具冷静的文章。这篇论述针对极“左”思想的深刻论述，堪称一篇现代版的《七发》。

漫步于院落之中，楼前的空地之上，几株孤松傲然挺立，青翠的枝条宛如手臂，正静谧地迎接着漫天飘洒的雪花。我心中轻声吟咏着这样的诗句：

凭子吊子，惆怅我怀。

寻子访子，旧居不再。

飘飘洒洒，雪从天来。

抚其辱痕，还汝洁白。

水打山崖，风过林海。

斯人远去，魂兮归来！